建筑师的梦(三)写在教师节

September 18th, 2022

 

千年临床与诺贝尔-青蒿素、螺杆菌…

May 13th, 2022

以身试医(3)

屠呦呦在诺奖仪式上的讲话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青蒿素治疗疟疾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与西医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的国医第一次在诺贝尔亮相。

屠呦呦在她演讲的结尾部分引用了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在解放初就提出了“西学中的中国医学(国医)的大方向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几十年后,我们有了无数这样的“高级医生”,也正如主席所预言的,其中出了很多“高明的理论家”。屠呦呦就是其中之一,她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研究国医的“高明理论家”。

屠呦呦诺奖演说结束前还指出:“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2,600多年前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

在屠呦呦团队科学家们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在收集整理阶段,阅读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1969年屠呦呦主持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
屠呦呦瑞典演讲中道出了这些国医药研究者成功的秘诀:
“当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初)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的截疟记载。”

在建国后多年的探索中,国医的许多科研成果,已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TO)的认可,而青蒿素只是其中之一。虽然这是国医第一次登上诺贝尔的奖台,但我们知道,数千年临床中发现的“灵丹妙药”,绝不止青蒿素一个?尽管现实世界的诺奖并不是十分公允,但相信国医与诺贝尔还是应该会有更多的交织的?

下面是一个亲身经历的、国医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故事:

因为在澳洲,所以特别注意到在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是授予了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导致胃炎和胃溃疡的细菌———幽门螺旋杆菌。
马歇尔(Marshall)于1974年在西澳大学获得医学本科学位。1981年在皇家佩思医院做内科医学研究生时遇到了一位对胃炎感兴趣的病理学家罗宾·沃伦,他们一起研究了与胃炎一起出现的螺旋杆菌。1982年,他们做出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初始培养体,并发展了关于胃溃疡与胃癌是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假说。
“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马歇尔服用了试管里面的幽门螺旋杆菌,并且随后罹患胃溃疡,而他之后使用了抗生素将胃溃疡治愈。”

当年轻的马歇尔还在念研究生、当他如神农一般不惜以身试毒,全身心投入螺旋杆菌与胃病关系的研究时,北京中关村医院的一位老中医杨大夫(40多年前的事,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以“痢特灵+中药汤剂“治好了我先生的胃溃疡,治愈得十分彻底,40年来没有重犯
我先生因胃溃疡吐血,住院急救。出院后,到中关村医院找到了杨老大夫。当时我们全家老小都找他看病,从近百岁的老婆婆的头痛,到几岁小儿子的感冒咳嗽。老先生一般开三副药,总会安慰我们说,吃一、两幅就会好。事实的确如此,杨老大夫的药非常灵,每次总是一、两副就药到病除。

杨老先生80年代初所用的“抗生素+中药”治愈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国药偏方,其原理与获诺奖的“消灭幽门螺旋杆菌防治胃病”的原理是一样的。但这药方并非杨老先生自己所创我先生也不是他用此方治愈的第一个病人。这种典型的国医治疗方法,早已在中国民间流传。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广泛收集、整理一切与研究内容有关的、能够到手的资料,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马歇尔消灭螺杆菌的灵感,是来自国医偏方的这种可能性?
当杨老大夫已经使用此偏方治愈了数位胃溃疡患者时,马歇尔才还刚刚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而在两位澳洲学者拿到诺贝尔奖的前6年,也就是在1999年,中国就有一位叫史书达的国医学者,已经将此药方编册出书!


《中国民间秘验偏方大成》(上下卷)

作者:史书达
出版社: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12

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不仅是老中医,有的乡村农妇也知道这种治疗胃溃疡的偏方(见附)。可见这个偏方在中国流传已久!

史书达1935年生于中医世家。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自幼喜爱祖国传统医学,熟读祖辈传承下来的治病秘方笈(手抄本,12册)…..
自1998年以来,他以学到的医学知识,收集积累的治病成功经验及祖传秘方为基础,先后编撰出版了《中老年自我治病奇效方集锦》、《中国民间秘验偏方大成》、《中国家庭自疗神效千方经典》、《求己胜于求医:家庭治病神方真传录》等多部保健类专用书……作者收到的感谢信和医疗反馈报告达18000多件,仅从反馈信息看,治愈各类疾病患者已达万人。

再看看马歇尔他们获诺奖后,西医是如何研究与应用此研究成果的。
以马歇尔他们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西医开始了对螺旋杆菌的普查和围剿。并创建了一套检测、消灭螺旋杆菌,预防胃病、胃癌的治疗方法:检测阳性后,采用多种抗生素来消灭幽门螺旋杆菌,一次、两次、三次,直到螺旋杆菌检测转阴。觉得最后采用的四联抗生素疗法,应该属于“恶治”了?
比如:克拉霉素+雷贝拉唑+阿莫西林+果胶铋,连服药14天…..。

但“恶治”效果并不完全如意。国内、国外都有不少例子,当胃溃疡患者和螺旋杆菌检测阳性者,在大把大把的抗菌素吃到胃疼难忍之后,螺旋杆菌依然逍遥法外,胃溃疡也未能根除。
一位接受此疗法的亲戚,就吃过这个苦头,三次测试螺旋杆菌均为阳性,她的专科医生对此也无计可施,只能放弃了治疗。而那些用此法屡试屡败,未能击败螺旋杆菌,胃病依旧痛苦的患者,则是更为焦虑与沮丧了。

其实,西医疗法不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其一,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消灭螺旋杆菌只是治愈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而得的胃病的第一步,最主要的一步是在此之后的治本,也就是说,驱赶了来犯之敌后,还需要收复国土、重建家园?在消灭体内螺旋杆菌之后,需要用中药调理,方可彻底解除病痛。
国医偏方非常有效,是因为痢特灵之后、有因人而异的“中药汤剂”,不同的人、体质不同、病情不同,若不对症下药,治不好病人,反倒有可能杀敌一千,自损根本,大伤元气?
现在看来,虽然消灭幽门螺旋杆菌治胃病的发现得了诺贝尔奖,但很多西医专家们似乎只有杀敌的技巧,而没有“拔城”的攻略?

其二,西医“拔城”不灵的另一个原因,也有可能是所用抗生素不同?本人不是学医的,所以这只是一个推测。国医治愈胃溃疡偏方中用的是痢特灵,也就是呋喃唑酮,“是一种硝基呋喃类抗生素,属于广谱抗生素的一种”。但近年来,痢特灵(含呋喃唑酮所有复方制剂)在国外、国内都先后停产、停售、停用。国内是2019年2月15日三停的,2019年3月31日前就完成了药品的召回。所幸的是,国内依然允许痢特灵用于“消灭螺杆菌、治疗消化性溃疡“这一偏方只是患者现在一药难求
国外更早就三停了痢特灵,据说原因是“副作用大”。但自己猜测很有可能是太便宜了?在2019年,100片痢特灵不到10元人民币!

这两年疫情之下,西药制药厂的发财之道逐渐为大众所知。大部分情况下,药是否盈利,决定了西药的寿命。除非像阿斯匹林这类应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广泛的便宜药,才有可能长期生存。有些小众的西药,即便很有效,副作用也不是太大,只是因为太便宜了,使用的人不多,药厂不盈利,就会以“副作用大、疗效不明显”等理由停止生产,市面就会断货,用此药有效的患者们也就只好从头再试新药了。
疫情期间,更是如此,几家大药厂赚得钵满盆满,很多小药厂和小的生产线难以维持,一些小众药品就因此停产断货。本人就亲身体验到了由此导致的“一药难求”、“以身试药”的烦恼。
正是这两年的“试药”经历,促使自己开始了博客上的《以身试医》系列。

其三,国医偏方与西医“恶治”的不同,是给药的方式不同。
国医用一种抗生素,循序渐进、渐退(见附);西医用多种抗生素,二联、三联、四联,螺旋杆菌是否能消灭不一定,但大量用抗生素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国药医治消化性溃疡的偏方虽然没有得过什么大奖项,但安全、有效、还非常便宜,解除了无数人的病痛。而西医消灭幽门螺旋杆菌、防治胃病的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得要领?
西医的方法也许能防病、治病、但不一定能治好得了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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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国药偏方医治消化性溃疡两例(很早以前的病例了)

http://www.52pianfang.com/a12917.html

例1: 好心农夫妇献方、治愈十年胃病
 “我老伴胃寒引起胃溃疡,治疗10年不愈。经广西田阳县那坡镇万平村一位好心农妇无偿献给处方,只服1疗程,病痛痊愈,10年未复发。
 配方及用法:服痢特灵6天,第一天4次,每次2片;第二天3次,每次2片;第三天4次,每次1片;第四天3次,每次1片;第五天2次,每次1片;第六天1次,服1片。服中药3剂,6天服完(服痢特灵第六天的下行开始服中药)。每剂量是:黄芪、桂枝、槟榔、香附、玄胡、薏仁各15克,白芍20克,大枣6枚,生姜、蜜糖各50克。用水煎服,每剂服2天,日服3次,每次半小碗。等胃痛时再开始连续服用。
  (注意:胃炎引起的胃溃疡忌服。

例2:  《中国民间秘验偏方大成》的百姓验证:
广西玉林市东门路37号丘家旭,男,59岁,公务员。他来信说:“本单位电工冯家荣,因工作关系,不能按时吃饭,且时冷时热,时间长得了胃病,经常胃痛。经市人民医院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中西药都吃过,前后花药费1500余元,但还是没有治愈。我得知后用本条秘方并配合其他方法为其治疗1个疗程,病情大有好转,现在胃已不疼了,总共才花了34元钱。此偏方真神奇。”
荐方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 梁登仁
引自:广西科技情报研究所《老病号治疗绝招》
来源:《中国民间秘验偏方大成》

与国医有缘
以身试医(2)

May 6th, 2022

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因此心中总怀有感恩之情,感谢父母、家人,感谢一路上走过来遇到的恩人们和许多良师益友,感谢缘分,当然也感谢天地宇宙中的未知对自己命运的安排。
生命中的幸运之一,就是与国医有缘。何谓国医?简单讲就是建国以后,“西学中”的中西医结合。

到目前为止,虽然自己的前半生几乎都在上学,但我一生中只拜过一次师。
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年过60患有严重心脏病的父亲被送去了河北省人委在邢台的一个干校。当时我们家的人可以说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分散在祖国的边疆、农村、山区、牧场……。远在内蒙的我因十分惦念年老多病的父亲,就只身一人不远千里,去了邢台干校。
河北省的邢台干校属于省人委, 文革中不像省委那么乱,干校对这些老干部管理还比较宽松。父亲在那里不是岁数最大的,也是资格最老的了,又是病号,所以我去的那几天,父亲一般都是在场院,干一些搓玉米、挑麦穗之类的轻活。

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父亲都有过一些过命的、或患难与共的朋友,他们是战友、警卫员、马夫、保姆、秘书……所以当我看到父亲与干校的一位老工友谈笑甚欢,似为知交时,也没有觉得奇怪。

但在离开干校的前两天,一日与父亲和那位老人一起坐在场院掰玉米粒,当父亲挺郑重地让我拜这位老人为师时,自己还是觉得有些惊讶的。经父亲介绍,才知这位老人有家传的一套针刺疗法,在干校经常为“学员们”治病服务。父亲介绍说老人的挑刺疗法很有效,父亲因长期抽烟,经常咳嗽,在干校经老人几次挑刺治疗,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咳嗽了。父亲还让老人当场在他自己背部作了示范。老人用的是一套三棱针,用酒精消毒后,在背部穴位处挑断了一些白色纤维样的组织。当时我看得有些害怕,还有点担心,但因绝对相信父亲的判断,于是遵从父命,当即拜了老人为师,老人家送给了我一套各种式样的针灸用针,包括一枚三棱针。

虽然学过简单的针灸技术,也经常在自己身上实践,并不觉得害怕,而且年轻时胆子大,还用针灸帮助过当地的一些老乡,也颇见成效。但看着那枚寒光闪闪的三棱针,却始终没有敢实践过这种挑治的疗法。

这是我第一次与国医有缘,也许应该说是有缘无分吧?不过之后,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墨尔本,自己真的十分有缘地遇到了一些国医高手,他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手法,治好了自己和至亲好友的一些疑难病,包括胃溃疡、坐骨神经痛、关节炎、湿疹、流感……。

这些治病经历和痊愈过程,是中西医结合的典范,个中的故事,需要慢慢道来(待续)。

新冠感染特效药?
以身试医(1)

April 27th, 2022

墨村二平

目前有没有医治新冠感染的特效药?
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回答也应该很简单:没有。
但现在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非那么简单,还真需要费一些口舌。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普通人,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澳洲已经过了半辈子了,对中、西医药都有了几十年的体验。即便不是专业人士,也都会知道这一事实:“西药没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有。

对任何病毒,至今人类还没有能够杀死病毒的特效药,而西医至今也没有能够治愈病毒感染的特效药。比如对患流感的病人,西医的药方只能是:水+维生素C。
对新冠感染的病人,西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特效药。

这就是为什么中文版的西方主流媒体,在谈到几款用于治疗新冠感染的新药物时,就从来没有用过“特效药”这个词。

如张伯礼院士所说:“特效药一般认为是对一个疾病有特殊疗效的药,稍具体一些就是临床疗效确切,毒副作用轻微的药。”

现在世界上已经紧急使用的、用于治疗新冠重症的所有新药,都没有达到上述“特效药”的基本要求。
在英国最早获批使用的美国默沙东(MSD)公司生产的新冠口服胶囊莫努匹拉韦(Molnupiravir),以及美国批准紧急使用的辉瑞公司(Pfizer)的新冠口服药帕克斯洛维德(Paxlovid),都只是自己公司称其对重症“疗效显著”。

美国批准紧急使用的辉瑞公司(Pfizer)的新冠口服药帕克斯洛维德(Paxlovid)。
英国最早获批使用的美国默沙东公司生产的新冠口服胶囊莫努匹拉韦(Molnupiravir)。

而辉瑞公司的药已经被FDA批准紧急使用了,才“计划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提交其数据。

BBC中文2022年2月23日报道称:英、美批准紧急使用的两款口服药的相关数据、及医药公司的研究报告:“还有待同行评估,尚未在专业期刊上发表。

BBC报道截屏:

德国之声(DW)中文版2021年12月23日报道指出:辉瑞新冠“神药”的数据是:“来自一项已运行了几周的II/III期临床试验(EPIC-HR)的中期分析,试验对象是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并有发展成重症风险的成年患者。”

DW报道截屏:

但为什么中国很多媒体,甚至某些官方媒体都将这些进口的新冠“神药”统称为“特效药”呢?
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上网查询,发现对“特效药”这一词的错误用法,很有可能是文字翻译上的问题?
这是我所能找到的唯一解释了。

specific这个英文词在剑桥、牛津等英汉词典中的解释是“特定的、特有的”,并无“有效性”这层含义。
初学英语时我们就都知道,“specific”一词,本身并没有“特殊效果的”、“特别有效的”等含义,但不知为什么网络上许多中英文词典上,只要是“特定的”+“药”(specific+drug)就翻译成了“特效药”。
这个“效”字又是从哪里引申出来的呢

当然,这个问题需要编写汉英词典的专家们来解释了。

剑桥词典网页截屏:

总之,到目前为止,针对新冠感染,西医即没有预防药,也没有治疗用的特效药

疫苗是西医对抗新冠感染的唯一有效武器,但顶多也只是70%、80%的保护率,且有效期仅4个月而已!
现在,我们都要准备第4次的接种了,毕竟,聊胜于无……囧

在澳洲中医很少,经常只能看西医,以身试医、以身试药的经历告诉我们,西医只是在治“病”。而且现在西医分科越来越细,专科医生只能治本专业的这种“病”,而不一定能治好得了这种“病”的人。
新冠感染后,会引起病人的多种症状,需要有不同科目的专科医生来给药和治疗,没有一个对病人健康问题的整体评估,就很难找到针对病人的有效、而副作用小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流感引发了病人的慢性支气管炎,治疗这种慢阻肺病人的药物有很多副作用,副作用之一,就是有可能引发严重哮喘,结果就有可能是:一个病没治好,反倒加重了另一种病。

与西医不同,中医是整体的、辩证的临床医学,大部分中医学者对中医典籍中的“治未病”概念的理解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治疗对象是得病的人。每个人的年龄、体质、病症都不一样,好的中医可以针对病人整体状况,对不同病人,开出不同的对症药方,帮助病人复康。

实践证明,中药在历次抗病毒感染的临床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针对流感、非典、以及新冠等,中医一人一方、因人而异。中医的参与,为国人提供了对新冠感染有效的预防和治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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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民众学校的大理石校匾

March 31st, 2022

在河北保定地方志的网站中,有一曲阳县的文物遗存网页,其中列举了二十八个曲阳最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以及最有名的石刻石造石碑等文物(注1)。这二十八处(件)文物,二十七个均为清朝以前的文物,最后一件,是清朝之后的唯一重要文物,这就是”燕南民众学校”的一幅大理石雕刻的校匾。

网页中是这样介绍这一校匾的:

“燕南民众学校”石刻校匾:燕南民众学校始建于1926年(注2),为了与当时曲阳国民党所建的“平民学校”区别,取名“民众学校”。为了使该校成为全县文化教育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刻制一幅大理石校匾,中共党组织通过高子珍,请钱玄同和黎锦熙二先生,1932年7月15日分别为“燕南民众学校”题字和注音。字体为隶书,苍劲有力,瘦硬挺拔,别具风格。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是辞书专家,二先生都是社会名流。“

谈到燕南民众学校,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曲阳,以及父亲牛树才在这段时间的经历。以下一段摘录自保定地方志:

“在党的创建初期,一批在北京、保定上学的曲阳籍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的彭桂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曲阳最早的共产党员,此后,一批进步青年相继入团、入党。他们利用假期,在城内县立第一高小举办“民众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曲阳在外地读书的进步学生相继回乡,开办“补习班”,继续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1928年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活动阵地——燕南民众学校。“

根据曲阳出版的《烽火岁月》一书中,父亲一篇纪念文章所写,他是与曲阳烈士赵建庵等九人(还有张涛、田里夫、刘培基、张亚平、杨剑豪等),在1927年开始筹建“曲阳城厢平民学校“, 1928年春正式成立。这是一所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后改名“燕南民众学校“。
当时父亲任董事长兼校长,赵建庵等任董事。这所学校成了曲阳县的第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1931年,曲阳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父亲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平民学校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在此期间,学校曾一度被国民党关闭,父亲及董事会成员,与反动势力周旋,保证了学校在白色恐怖中的生存。为给曲阳革命活动筹集经费,父亲卖掉了爷爷的40亩好地,进行救助被捕革命者、筹建革命工作需要的印书社等地下活动(印书社的设备后来成了抗战初期抗日政府的唯一印刷设备)。
“燕南民众学校“培养和保护了一代曲阳革命者

1932年7月15日,燕南民众学校请来了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改革家、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和黎锦熙,请这两位国学大师为学校题字,并将题字制成了大理石石匾(现存于曲阳北岳庙内):

图1 :燕南民众学校校匾

图2:校匾拓印

在校匾上方,是一行校名的注音符号;左方题字处“钱玄同题字”和“黎锦熙注音”的右边均有一行注音符号,而校名下方,则是题字和注音的罗马数字日期。

一幅石匾,既有繁体文字,又有注音,还有罗马数字,三者并存,实为当时钱、黎等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好写照。难怪曲阳将此列为28个最重要文物之一,成为28个文物中唯一的现代历史文物,也是曲阳在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见证。

钱玄同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曾共同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是中国实行简化字的先驱。

曲阳县内,有一所燕南学校,为县直属重点国办小学,其官网介绍校史网页中指出:“‘燕南民众学校‘是我县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我县党组织的摇篮,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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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附近的太行山麓是盛产汉白玉的矿脉,明清两代皇宫和皇帝陵寝建设所需要的汉白玉都是产自曲阳,现在曲阳仍然是石料和汉白玉雕刻制品的主要产地。

注2:“燕南民众学校”的筹建在1926-1927年间,起初是以“补习班”的形式,1928年初学校正式成立。

97年前的几张照片及宇良照相馆

February 15th, 2022

32周年祭之一

父母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这些年来,对父母的怀念一直萦绕在心头,睡梦中僾见忾闻,梦醒时睹物伤情……。仔细阅读父母留下的书信照片等资料时,总是有新的感受,也每每会发现我们不曾知道的更多内容。在父亲逝世32周年之际,随想三篇,寄托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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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牛树才 ,在1923年考上了保定直隶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结识了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曲阳黎明同乡会”、“书报介绍社”等进步团体。“五卅”运动发生后,他积极领导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上街下乡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被推选为校学生会领导人和保定学联代表,因参加“五卅”运动、领导闹学潮被学校开除。
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入保定大中职业学校做团的领导工作。同年底,他领导学生反对学校当局贪污腐败的行为,进行罢课,驱逐校长等斗争,再次被开除学籍。次年1月,17岁的父亲赴北京,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设于北大三院)举办的一个训练班。

16岁的牛树才(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

40年后的1964年,父亲收到了老战友王煜文寄来的几张翻拍的20年代老照片(父亲的一些照片当时被家里人烧掉),其中两张是父亲在1925年被学校开除后,同学们辞行时的留念。

(图1)1925年9月10日直隶甲种工业学校的同学为牛树才(第二排坐者左五)辞行

(图2)1925年团员同学与被学校开除的牛树才(第二排白衣坐者)、阎怀聘辞别留念。

第二张照片虽然没有具体日期,但父亲是在被直隶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前后加入的共青团,从服装上看,这张照片也应该是在1925年9月份拍摄的。

照片题词:“森、怀、是我们第一次受挫折的”,其中“森“指牛树才(原名牛森林、字树材),“怀”指阎怀聘,但至今也不知照片中哪位是阎怀聘,也不了解他当时的情况,只是从照片看出阎怀聘是与父亲一起被学校开除的。

最近,保定宇良照相馆的后人胡志民先生查找到了百度百科关于阎怀聘的词条,得知被学校开除后第二年,阎怀聘就由组织派遣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起去的十几人中有9名党员,阎怀聘是其中之一。之后被调往天津做学运工作,曾任青年团天津地委领导成员、顺直省委农委委员,天津市河东区委委员。1929年因叛徒出卖,与彭真、刘仁、张孟旭、李汉光等一同被捕入狱。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获释出狱。 “七七事变”后,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途中参加八路军。1939年曾任团政治部主任,后在一次与敌作战中牺牲于山西省。时年33岁。

胡志民先生通过一些人的回忆、照片布景、照片上的题字笔迹等线索认证,上面这两张照片均为宇良照相馆所摄。第一张照片是在甲种工业学校校内拍摄,照片中的老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当时是市供电局,后成为家属院。
第二张照片中,胡先生还认出了(前排左二)当时在直隶工校学习的高克(高沛霖),他是望都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高克后人曾著文《追忆忠诚于党心系人民淡泊名利鞠躬尽瘁的高克同志》。

(图3)图2中的少年高克与他老年时的照片。

另外,据父亲讲,寄给父亲照片的王煜文前辈的哥哥,也是甲工同学,应该也是甲工团员之一,但在第二张照片中已经对不上号了。时间久远了,很难辨认出照片中的其他人,这的确是一个遗憾。

十分感谢宇良照相馆为历史留下的诸多影迹,也十分感谢胡志民先生为传承前辈精神所作的努力。

宇良照相馆是胡志民的太姥爷吴宇良先生所创建。这个位于保定西大街的照相馆,是保定早期革命活动的见证。吴宇良先生与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熟识,邓中夏等革命先驱们曾在照相馆留影。当时照相馆经常作为保定革命者活动的场地,高克的入党介绍人刘秀峰在党史回忆录中说,他与高克的谈话,也是在宇良照相馆进行的。

胡志民先生的文章《保定西大街宇良照相馆红色大事记》详细记载了上世纪20年代与照相馆有关的革命活动。

最近得知,两位照相馆的学徒李途与杨国治后来也都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晋察冀一分区的红色摄影师。

宇良照相馆所摄的下面这张珍贵照片,可以说是保定早期共产党活动的最好印证,照片中有建党初期的一些著名革命家和烈士。

(图4)1925年7月15日保定党团组织负责人送别李沛泽赴河南郑州合影留念

李沛泽1925年4月至7月任中华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保定分会主要负责人。1925年上半年被选为中共保定市委委员。

这张照片是吴宇良先生拍摄于保定曹锟花园。该照片有四个特点,一是当时中共保定市委(支部)成员包括书记史文彬(第一排左三),张廷瑞(第一排左一)及委员戴培源(第一排左二),张福堂(第一排左四)等均在其中,二是照片中除李沛泽外还有齐淑容(第二排右二)等五名女师学生。三是照片题字公开使用了“同志”二字。四是张廷瑞、戴培源、张福堂、史文彬都是革命烈士。

另外,在《保定人物志》中记载,张福堂1928年6月至7月,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史文彬虽未参加此次会议,但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沛泽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会议。一张照片中出现3个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相关的重要人物,可见照片在革命历史中的珍贵史料价值。

照片中的齐淑容是齐心的姑姑,1925年在保定女二师上学,是当时保定学联的领导之一。女二师毕业后她转去北京上学,结识了她的丈夫张苏。张苏是父亲的老战友,1948年底,他们带领北岳区委、冀热察区委的干部接管了新解放的张家口(见新浪博文)。

卸任上海及红楼之东的回忆

February 11th, 2022

32周年祭之二(上)

父亲1960年从上海调到河北省,任常务副省长兼建委主任。

上任前,在南方考察期间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紧急会议,父亲急飞北京。此行是他1949年南下之后第一次去北京。在见历了新中国第一个十年间的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父亲在那次北京之行时一定是感慨万千。当时他还曾“驱车问路觅旧踪”,找寻了北京大学红楼,三院礼堂旧址,因为那里有父辈们觉醒年代的见证。

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大会上,父亲突发心脏病,病情十分严重。那段时间,上海华东医院比较有经验,抢救及时,稳定了病情。因病不能去河北省赴任,父亲留在上海治疗,直到1962年身体稍好后,才回到河北省。

父亲从1955年到上海之后,成为上海市交通办公室、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从1957年到1959年,作为负责上海城市建筑的副市长,父亲和许多干部、工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上海的建设事业。几年中他走遍了上海各个重要工厂和建筑工地,竭尽心力,不辞劳苦。特别是在58、59两年,“夜以继日”对父亲来说已是常事。那时他经常有外事活动,有时在工地工作一整夜,天亮之后在车上打个盹、换好衣服就去接待外宾,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都感觉有些疲惫不堪。

1959年11月7日上海市新建的吴泾热电厂举行了第一套2.5瓩机组投入生产庆祝大会,上海市牛树才副市长在新机前举行剪彩典礼。

1959年,国家急需强大的电能和动力,于是把在上海闵行建立机电工业区和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卫星城,作为了重中之重。党和政府在闵行吹响了集结号,上海建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卫星城,这曾经是世界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城区,而78天建成的“闵行一条街”,则是当年上海最宽敞的林荫大道,是中国第一条“中华香樟街”,成为了上海人引以为豪的“中国第一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条街上的工人新村,在当时成了全国的样板:苏、捷式的套间,铺着木地板,并有独立的厨房,以及配有瓷质浴缸、抽水马桶和洗脸盆的卫生间。这些公寓式住房,现在依然实用。

“闽行一条街”建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外交官、国际友人们都曾兴致勃勃地参观过,那时流行过一句话,“到了上海不到闵行,等于没到上海”

1959年的闵行一条街

对于闵行一条街(以及后来建设的张苗一条街)的建筑风格,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专家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闵行的规划设计不仅符合社会用途、体现了对人的关怀,而且以定型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整洁的街道、优美的绿化、明快的建筑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

父亲曾带着我们,走在“闵行一条街”上,虽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但能看得出他笑容中流露出的满意和自豪。阳光下,父亲的身影投射在宽阔的马路上,显得特别高大。这身影永远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似乎也永远地留在了当年的“闵行一条街上”。

卸任上海及红楼之东的回忆

February 11th, 2022

32周年祭之二(下)

因病父亲未能在1960年赴河北省上任,留在了上海治疗养病直到1962年。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期间,父亲回忆起他生病之前的北京之行,也回忆起36年前在北大聆听李大钊讲课和演说的细节,最近我们在父亲留下的一个练习本中,看到了他当时写下的两首诗:

《回忆》
1961年春,华东医院

少年求义到燕京,
红楼之东激情浓。
三十六年山河变,
驱车问路觅旧踪。
追忆往事殊赧颜,
马列主义未精通。
残躯半废不知老,
意气沸腾当年同。

《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35周年》
1962.4.28于华东医院

病榻回忆事朦胧,
燕京夜静严寒冬。
封窗闭户悄无声,
北大三院礼堂中。
数百志士静坐待,
等候指示扩襟胸。
小帽短髯皂布袍,
庄严慈祥声音洪。
严正斥驳反动派
国际主义靠工农。
目标指向英日帝,
分清敌我任务重。
年久诸事多模糊,
形象永存心目中。
纪念先烈殉难日,
暮年残病壮心宏。

北京大学三院(法科)礼堂旧址

1926年1月,设于北大三院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参加的有北方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李大钊在训练班上讲解了农民问题。1926年1月14日 在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奉系军阀张作霖。会后举行游行示威。1月21日李大钊出席了北京各界在三院礼堂举行的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1926年1月31日 在天安门继续举行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

父亲的回忆让我们知道,1926年这个激奋人心的一月,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回忆中也曾提到,当时他和训练班的其他年轻人一起,参加了天安门示威大会的纠察队,保护在天安门开会的领导、工人、学生和市民们。
最近得知当时从保定去北大受训的可能还有齐淑容(见“32周年祭之一“)。1925年她在保定女二师上学,是保定学联的领导之一,五卅运动时组织同学们罢课游行、上山下乡宣传革命,齐淑容保定女二师毕业后,也去了北京,据她的后人介绍,她也曾听过李大钊的讲演。
不知当时参加训练班的还有哪些人,很希望这些信息不要永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悼武述文烈士诗两首

February 11th, 2022

32周年祭之三

62年回到河北省后,父亲因病主动辞去了副省长职务,退居政协。1963年10月,去河北灾区考察,曾有《灾区行》一诗,结尾曰:“病夫灾区行,亦泣亦心喜”。同时去了保定贤良祠及石家花园,有悼念武述文烈士诗两首

悼武述文同志两首
牛树才

(一)访石家花园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三日,十八日

凭吊烈士迹,恭访石家园。

断垣存一面,小屋留半间。

窗下湿漉漉,眼中血斑斑。

含泪默悼君,君已笑开颜。

(二)访贤良祠悼吴

漫步西门里、逐户仔细认。

回首测距离,识得原大门。

建筑仍依旧,风物倍觉亲。

东西红楼在,北房五间存。

洋槐已粗大,浓荫覆盖人。

西北角一间,君在此处寝。

严寒北风紧,兵马乱纷纷。

低语鼓励别,重情手握紧。

屈指四十年,情景终不泯。

革命已胜利,可以慰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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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中描述可以推测,父亲是在1925年年底赴京前,与武述文在贤良祠握手言别。当时武是共青团保定地委负责人之一,住在贤良祠西北角的屋子里。父亲25年9月加入团组织,年底被学校开除后(详见“32周年祭之一”),保定党组织派他去北京参加了北方区党委党校(设在北大三院)举办的训练班。从北京回来后,因无学可上,父亲就回到了曲阳老家,与失学在家的其他同学组织了读书会,联络进步青年,宣传革命思想。后在读书会基础上,筹备创建了城厢平民学校,该校成为曲阳县的第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1925年冬季父亲在保定贤良祠与武述文的告别,就是与烈士的永别了。

位于保定西大街269号的贤良祠(摄于2021年冬-胡志民)。

位于保定石家花园内的二层灰砖小楼(图片取自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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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贤良祠、石家花园的二层灰砖小楼
贤良祠位于保定市西大街629号,1925年曾为中共保定支部机关驻地。1923年中共地下组织租用了位于保定石家花园内的二层灰砖小楼,1926年中共机关由贤良祠移至石家花园和清苑苗圃。
1993年2月,贤良祠及石家花园的二层灰砖小楼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注2)武述文(1906~1926)河北内丘人。1922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23年10月24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春,被选为共青团保定地委候补委员。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后援会领导工作,进行文艺宣传、募捐等。1926年5月,任中共保定地委委员,负责统战工作,此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1926年暑假,他毕业返乡,受党的指示,于8月27日回到保定,发动群众,联络各界人士,从组织、思想、物质上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同年,在“九一九事件“中,直系军警包围了市委机关驻地石家花园和清苑苗圃,武述文在石家花园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20岁。

(注3)“九一九事件 “
1926年9月18日晚,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清苑苗圃召开全会,研究党组织的发展和迎接北伐军的有关事宜,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11时。散会后因时间较晚,与会同志分别住在高风(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住所清苑苗圃以及中共保定市委机关驻地石家花园。 9月19日凌晨3点左右,在叛徒王永福带领下,直系军阀政府的军警兵分两路,包抄清苑苗圃、石家花园。 住在石家花园的武述文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敌人抓捕了王志远、刘秀峰,搜出了党的文件和一些党员名册。另一股敌人包围清苑苗圃后,抓捕了高风和谢光沛,并抄去了党的文件和李大钊给高风的亲笔信。在狱中,高风为掩护其他同志,于同年10月7日英勇就义。

“中华儿女”的概念(2008-2014的长帖)

January 5th, 2022

几句前言:

这篇多年前的博文,最近又有人开始关注,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下,因为在基因技术发展的今天,本人这篇博文中的一些说法又得到了更多的证实。澳洲基因测试是一门生意,因为搞基因研究的即需要统计数据,也需要经费。家里几人出于好奇,也花钱作了基因测试,从来没有怀疑自己是中国人的我们,基因中不仅有明显的中亚血统(xxx斯坦…..),或者岛国血统,居然还有少量美国印第安人的血统。如果我们的前辈能做基因测试的话,他们门血统中的中亚、或者岛国、或者印第安人的血统比例一定会更多的!
可惜文中的一些链接,时间久了,现在不一定能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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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中华儿女当自强》,看后,觉得作者似乎对"中华儿女"这个概念搞得有点不清楚?”中华儿女“或“中国人”并不是一个民族概念,绝对不只是指中国的汉人?“中华儿女”或“中国人”应该是相生相息在中华国土上的所有民族的人们的统称吧?

文中谈到蒙元之恶,满清之恶…在中国历史上,蒙,满确曾为侵略者,但几千年下来,这些“入侵”者,也成为了中华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康熙微服私访这样的杜撰故事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诗圣李白是中国人,但他很可能来自少数民族,纳兰性德的诗词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经典,纳兰性德是满族人,但他也是一个中华儿女!

中华是个多民族的国度,其实从历史演变上看,汉族真的一点也不纯,也许大部分都是混血儿,汉族甚至可以说是不同少数民族逐渐相互同化出来的一个民族?

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不仅是自立自强,还有宽容和大度,后者可能是其它民族所不理解的。比如欧洲那些P大的国家,其实原本都可能是出于同一民族,他们为了P大一点的土地,几百年来互相残杀不可开交…..
又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本是同根生,却相煎如此之急,追溯起来,不就是亚伯拉罕的两儿子之争吗,没想到一直不能容忍到这种地步?
 
觉得大汉民族主义的病根可能是源于对历史的不了解?西方反华,支持藏独,疆独也是因为对中华民族的不理解,大汉民族主义,为诟诬汉族的那些人找到了借口?那些为了P大点地盘,几百年自相厮杀的民族,怎能理解几千年来在偌大中华土地上,居然能相生相息那么多的民族,怎能理解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那种大度,包容和宽厚呢?

以下是08年的一个帖子,自己在自己地盘上(博客)的一篇闲扯,居然引起学霸专家的注意,并予以严厉斥责,呵呵

不过觉得自己写的都是大白话,贴出来,可以阐明一下自己一贯的看法。
当然,错误之处还是欢迎学霸们批判指点的。

文中很多”据说”,因为一些历史虽经他人考查,但也不是很清楚,更何况一篇博文,不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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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在国内时,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有关中国人称谓的意义,可能是因为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不会接触到这个问题?

而到了国外,唐人街,华人,中国人,汉语,华语,官话,国语等名词经常出现在生活中,还有那些好奇的外国人有关中国的一些问题,有时,一个名词,一个故事,一件小事,都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去复习一下中国历史,去更多地了解一下自己。

Mandarin – 是到澳洲后第一个引起注意的,有关的一个英语单词。

在国内学了一点点英语,只知道这个词的中文意思是橘子,所以刚来时,当听到大学一个讲师朋友问我是说广东话还是“橘子”时,有点糊涂,只好回答说:我说的是北京话,也就是普通话,并解释说是就是官方通用语言等等…

估计那位化学系讲师可能也是第一次听到“普通话”这个词,被我的一通解释搞糊涂了,也就忘掉了“Mandarin”的原意。

现在打算出国留学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像我当时那么无知,但不知道是不是能立即将Mandarin和普通话联系在一起?

因为查了一下网上字典,这个词的解释是:中国官话,国语,满清官吏 ……

这种解释对国内的学生来说,好像还是不太明确,因为“国语”和“官话”是海外华人对普通话(北京话)的不同称谓。台湾人称北京话(普通话)为国语,而香港和其他东南亚的华人则称北京话为官话(老人们)或华语。

比较讽刺的是,我们在澳洲认识的一些主张台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吕秀莲”们,也是称Mandarin为“国语”的!

清朝达官贵人是满族人,被尊称为满大人,据说(!)这就是Mandarin一词的来历。

(注意”据说”二字:这种对Mandarin的注解,是在大学兼职教授成年人中文时,取自我们应用的一本澳州某大学中文系专家们编辑的教材。实在没有想到,这篇08年一时兴起写的帖子,4年后居然还有学霸朋友予以关注,并认为这种解释“有以讹传讹之嫌”,因此在句中加了一个“据说”
其实我们当时教中文为了加强印象,会跟学生讲一些”传说“或”据说”。比如以前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印第安人来自中国的“考证”,不知当时作者是不是故意“以讹传讹”“误导视听”,但很明显这个解释是调侃英语的一个杜撰。作者解释说:因为当时美洲被误以为是印度,到了那里的中国人彼此祝愿在“印度之地安康”,久而久之,将自己称为“印地安”,我们教中文时,在解释印,地,安这些单词时,也曾“引经据典”谈起这个故事,那些澳州成人学生在说笑的过程中,加深了对这些生词的理解。“满大人”当然也是异曲同工了)

统治了中国295年的清政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将北京话定为正式官方语言的,没有能力去考察,但那些满清贵族们的京片子溜着呢,我们电视剧中看康熙看雍正看乾隆,好像大家都是满口北京话,当然电视剧中也比较正式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满文也比比皆是,不过随着历史的变迁,满文的实用价值逐渐消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们在文化上也就逐渐被同化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尽管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很大一部分都是少数民族,但因文化的统一和延续,我们经常都会忘了这点。

在比较近的五个朝代的1000多年中(公元907年到1911),辽,金, 元,明,清,有四个是少数民族统治。而且明朝的朱元璋据考证,可能也是回族人,这点,好像经当代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周有光先生考证后已被确认?周先生的主要论据是:朱元璋的马皇后是回族(回族一般不会与外族通婚,我想朱元璋不是回族,也一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他的所有大将 沐英,常遇春,蓝玉……也都是回族,郑和也是回族,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目的就是为成祖和自己到麦加朝圣,明武宗颁布过《禁猪令》!明代瓷器上阿拉伯纹甚多…(以上可参看

(以下可参考

1 辽:女真族(公元907-公元1125,共218年)

2 金:女真族(公元1115-公元1234,共119年)

3 元:蒙古族(公元1206-公元1368,共162年)

4 明:统治者可能是回族(公元1368-公元1644,共276年)

5 清: 满族(公元1616-公元1911,共295年)

另外 :隋 和 唐 都是鲜卑人和汉人的混血儿…

中国历史上真正由汉人统治的统一的朝代可能只有汉代(公元前了),还有一个只维持了20多年的西晋。

唐朝呢?唐太宗李世民好像就是汉人和胡人(鲜卑族人)的混血儿,鄂伦春人是鲜卑族人遗留下来的一个分支,当时几大姓氏就包括了鲜卑族的李姓,他们的祖先可能要追索到南北朝时的北魏(公元386年建国,定都大同)……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经考证也可能是胡人(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他身上好像有突厥人的血液,这可以从他两个子女的名字得到证实。他的儿子叫“颇黎”,这在汉文中无法解释,其实这是突厥语“狼”的音译。狼是估厥人的图腾,用颇黎作人名像汉族人用“龙”取名一样。李白的女儿叫“明月奴”,在今天的维吾尔族中叫“阿衣努儿”的女孩子很多,“阿衣”是月亮,“努尔”是光,明月奴,月是意译,奴是音译。而李白本人长的眼睛正是突厥的眼睛特征….

李白的血统是需要考证才能搞清的,因为离现在太远,加上那时中国各民族也分得不那么清楚,而另一位中国伟大诗人纳兰性德的满族血统就不需要考证了。

很怀疑那么长时间,还有没有纯血统的“汉人”? 张王李赵遍地刘,中国最大姓氏之一的李,可能都有鲜卑族人的血统?

几千年下来,“汉人”这个概念,其实已经逐渐模糊,我们这些生长在中原的“汉人”们,可能都是混血儿?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融合了许多不同民族的民族,现在还有56个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和平共处。

因为统治者是少数民族,所以相信没有人会说几千年来,那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被灭绝了什么的。即便说那些少数民族被同化了,也觉得不太合适,因为“同化”这个词,现在也被一些人用来指责为中国的“汉人”“侵略”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手段?

有时想想作为“汉人”,被误解也真有些冤枉,因为几千年来,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那些侵略并统治的,很多都是一些少数民族!

外国人可能不能理解这点,我在教成年人中文时,拿出了中国朝代年表以示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可还是有学生不相信

我曾有一学生是犹太人,他谈到犹太人特别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所以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犹太人,唯独中国找不到,他认为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太强。虽然很早以前(900多年前),就有犹太人来中国定居的记载,在开封还有一犹太人聚集地 – 教经胡同(据说由脚筋胡同而来,因为犹太人杀牛先挑脚筋)。

这个学生还讲了一个不怎么可笑的笑话:一位犹太人在中国的餐馆吃饭时问道:什么地方都有Jews(犹太人),为什么这里没有?服务员听见了插嘴说:有啊,我们这里有Orange Juice(橘汁),Apple juice(苹果汁),还有…
(英文中“犹太人”的发音与“汁儿”类似)

听了这个故事后,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犹太人血统,因为当年犹太人移居的地方好像离我们老家也不不远,而我们家几代人都是个子高,皮肤白,鼻子大…

不过开封那个教经胡同最后一个犹太人后裔家庭姓赵(又占了百家姓的一大姓),从姓氏上看,和我们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也可能像李白一样,有突厥人的血统,和那些土耳其、阿塞拜疆、塞浦路斯、乌斯别克、哈萨克人沾亲带故?

(最近网上看到有将北京话和希伯来语比较的文字,还是挺有意思的,什么“俺”,“丫头”,“鸭蛋儿”,“别介”,“甭”,“胡同”,“捻儿”,“坷垃”,“疙瘩”…这些很常见的用语,居然在希伯来语中,都可以找到发音和意义上极其相似的对应的词汇,中华文化在同化其它文化中,也在被同化着…)

当然中华文化的同化性,不是中华文化的罪过,被少数民族统治过几千年的混血的“汉人”,绝对不像当初大不列颠的英国人那样有侵略性。美国的印第安人和澳洲的土著人,当时就被那些英国人屠杀得一塌糊涂。而澳洲的土著人,现在生活条件还不如非洲黑人,因此澳政府曾遭国际人权组织的斥责,而那些被挤到荒凉中部的土著人,至今还不得不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争…

从对台独藏独疆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不仅是许多西方人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人就是汉人(可能是因为中国语言叫汉语,中文叫汉文),就是我们这些中国人自己,有时也搞不太清楚汉人,唐人,华人-“中华儿女,中国人”这些称谓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