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的基础》 – 普京的“大脑”

January 8th, 2017

节译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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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的基础》


《地缘政治的基础》这本1997年出版的书的作者是亚历山大·杜金( Alexander Dugin),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是一位被称为普京“大脑”的,以法西斯主义著称的俄国哲学,政治理论家。
杜金的这本书阐述了他对俄罗斯地缘政治未来的看法。对当代俄国军、政、外交界的精英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据说也是俄罗斯军事院校的教科书。
读一下维基百科的简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世界诸国政治形势的走向,似乎真的是沿着20年前杜金在书中指出的方向发展(或者说与杜金地缘政治未来的设想,有相当程度的“巧合”)?
 
在此,将维基百科中介绍这本书的条例摘译如下(括弧中的评论是本人翻译时有感所发):
 
这本书宣称:“俄罗斯民族对世界统治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俄国依然是“一个新的反资本主义,反美革命的筹备地域。”欧亚大陆的形成要“基于共同敌人这个原则:就是排斥大西洋主义(注1),战略性地控制美国,不要让自由主义的理念来主导美国。”
 
军事行动在欧亚大陆计划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甚微。杜金在书中指出,要达到这一目标得靠周密地筹划去干扰区域稳定,还要以俄罗斯特工为主导(间谍之类的活动),有计划地散布谣言(谣言惑众,是现代搅屎棍们的拿手武器)。这一行动计划的执行需要强硬地,头脑冷静地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和自然资源来逼迫其它国家就范。
 
这本书强调:“俄国未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力促整个欧洲的‘芬兰化‘“。(注2)
 
欧洲:
 
德国:德国应该得到对中部和东部欧洲大部分基督、天主教国家切实的霸主地位;也可以将加里宁格勒归还给德国(注3)。
法国:应鼓励法国与德国建立“法德联盟“,这两个国家都有“反大西洋主义“的坚实传统。 
英国:应该从欧洲分割出去(20年后已实现)。
芬兰:应归为俄罗斯。南芬兰应与卡累利阿共和国合并,而北芬兰则应该“无条件地归于摩尔斯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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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中亚地区:

这本书强调“俄国-伊斯兰结盟”是反抗美国秩序的根本,这一联盟的基础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文明的传统特性;
伊朗:是个关键的同盟军,书中用了”莫斯科-德黑兰轴心“一词。

      ……

亚洲:

中国

原文 :
China,which represents a danger to Russia, “must, to the maximum degree possible, be dismantled”. Dugin suggests that Russia start by taking TibetXinjiangMongoliaManchuria as a security belt. Russia should offer China help “in a southern direction – Indochina (except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Australia” as geopolitical compensation.

中国对俄国是个威胁,所以”必需最大限度地,最大可能地予以摧毁”。杜金建议俄国应从夺取西藏-新疆-蒙古-满洲开始,将其作为一个安全带(还没有得手)。俄罗斯还应该在南部(把中国的注意力引向南边),“在越南除外的中南半岛,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等地为中国提供帮助,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的补偿。(南亚那么热闹,奥巴马介入南海除了自身利益外,俄罗斯暗中的策划也是不可忽视的?)

    
日本:俄罗斯应该操纵日本政治(普京身体力行),把千岛群岛让给日本,鼓励日本的反美情绪。

   ……
这本书强调,俄罗斯应该广泛传播反对“美国秩序“,而此计划中“主要的‘替罪羔羊‘恰恰就是美国自身。“
美国:

原文 :
Russia should use its special forces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fuel instability and separatism, for instance, provoke “Afro-American racists”. Russia should “introduce geopolitical disorder into internal American activity, encouraging all kinds of separatism and ethnic, social and racial conflicts, actively supporting all dissident movements – extremist, racist, and sectarian groups, thus destabilizing internal political processes in the U.S. It would also make sense simultaneously to support isolationist tendencies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Eurasian Project could be expanded to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俄罗斯应该利用其特种部队(间谍什么的)在美国境内点燃动乱和分裂,比如挑起“对美国黑人的歧视“(近年来,美国黑人与警察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俄国应该“设法引起美国内部地缘政治的混乱,鼓动各种分裂以及民族,社会和种族的矛盾(特朗普!),积极支持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支持极端主义,种族歧视和宗教派别组织(特朗普!),以此来搞乱美国内部政治上的进程(特朗普!!!他的上台,是普京执行地缘政治战略的最大成果!)。这自然也会同时支持美国政治中的孤立主义倾向。

欧亚(大陆轴心)计划,也可延伸到南美和中美洲。

对这本书的有关评述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ohn B. Dunlop :”这本欧亚主义的教科书对俄罗斯关键精英们的影响,在叶利钦和普金时代,显示了法西斯理念和情绪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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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是一个西欧和北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在政治,经济,局势防卫等议题上相互合作的哲学。其宗旨是维护相国家的安全,保卫“民主,隔热自由与法治”的价值。与“大西洋主义”立场相对的是“大陆主义’”。

(注2)芬兰化(Finlandization)指的指的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近乎无底线的听命于强大的邻国的政策决定,基本上属贬意词汇。类似冷战时芬兰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丹麦对纳粹德国也是如此。

(注3)加里宁格勒:第二次世界

大战永远地改变了科尼斯堡(Königsberg)这个德国城市。1945年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盟军在波茨坦会议(the Potsdam Conference)上将科尼斯堡及其周围区域让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USSR)。为表明这里的新居民和新政府来自苏联,科尼斯堡于1946年更名为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这里的德国居民则被遣送至德国和西伯利亚地区。九十年代,德国人重归故里,而俄国居民试图在一个远离祖国的土地上为保存自身文化而努力。

往事回忆(九)《杨成武:“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摘录

December 14th, 2016
转自:新浪博客

……

   11 月7 日,天空飘洒着密密的雨丝,周围群峰都消逝在浓雾里,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紧张感。“黄土岭”听起来象黄土高原上的土山,其实不是,它是太行山北部沫源、易县交界处群山中一座山岭,四周有许多深沟大谷和一条不甚宽的河滩。时已探秋,山里冷得早,林木脱尽叶子,地上是一片枯草。

  上午,敌人继续东进,前进时十分警惕,总是由先头部队约30 多人,携轻重机枪数挺,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

  中午12 时,敌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沱村,大队停息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3 点钟左右,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人狭谷中的小路。这时,我l 团、25 团迎头杀出,3 团及3 分区的2 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 . 5 公里,宽约百米的构里。我军100 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打。分区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这条山沟立刻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住了。战斗打响后,易县、沫源、满城、完县、唐县等地的基干自卫队,纷纷赶来参加战地勤务,送弹药,运伤员,巡逻警戒。战地附近的群众给部队送饭送水。在群众的热情支援和鼓舞下,我军士气愈盛。

  敌人依仗其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我寨龙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乃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我3 团紧紧扼守住西、南阵地。这时120 师特务团也赶来了,他们抓住战机,从3 团的左侧加入战斗,从西北侧向黄土岭出击,打敌后卫,断其退路,使敌人欲归无路,只能就地抵抗。上庄子至黄土岭的几里长的山沟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整个黄土岭东部弥漫在一片炮火硝烟之中。

  黄土岭东有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在我们的打击下,敌人主力在教场东西山谷的河滩中,组织兵力抢占孤石山及教场南面山脚一线狭窄的山梁。敌人后卫也已离开黄土岭向东开进。

  这时,我1 团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里发现,在南山根东西向的山梁,有3 个向北凸出的小山包。中间那个山包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敌军官和几个随员,正举着望远镜向793 高地及上庄子方向观察;在教场小河沟南面咫南山小山头100 米左右的独立小院内,也有腰挎战刀的敌军官出出进进。陈正湘判断,独立小院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是敌人的观察所。他当即命令通讯主任邱荣辉跑步下山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在团指挥所左侧立即展开,炮兵连进入阵地之后,陈正湘指给他们两个日标,并要求他们一定将两个目标摧毁,杨九祥连长在目测距离以后说:“直线距离约800 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

  在杨九祥连长指挥下,4 发炮弹均在目标点爆炸。从望远镜里观察,小山包上的敌人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了,独立小院之敌跑进跑出,异常慌乱.

  接着,我炮兵连又向独立小院北边的山沟里打了几发炮弹,以轰击在死角下隐蔽的敌人。

  当时被敌人关在独立院落东边小屋里的一些群众,亲眼看到炮弹在独立小院屋前爆炸,日军指挥官被炸倒了,连那条狼狗也炸裂了肚子,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飞到小屋子里来,群众无一负伤,暗中凉奇:八路军的炮真神! 后来得知:阿部中将就在这次炮击下毙命了,

  敌人失去指挥官,极度恐慌,绿川纯治大佐命令部下抬着阿部,朝黄土岭拚命突围,又遭到了我3 团、120 师特务团的迎头痛击。随之,他们又向寨佗突围,又被1 团击退。这以后,敌人反扑势头顿减,战法也乱了,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

  人夜,枯计敌人残存兵力尚有七八百人,由于我各团之间联系困难,不便于乘夜攻击,我便命令各团固守已有阵地,不使敌人漏网。同时派小部队袭扰敌人、疲劳敌人,等到拂晓再开始总攻击。

  8 日凌晨,飞来5 架敌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过一会,投下7 个降落伞,那降落伞上吊着的除了弹药、粮食外,还有人,很可能是派来指挥黄土岭残敌突围的。

  果然,8 时许,敌人留下200 多人在上庄子掩护其他人,开始向司各庄方向突围,各种枪声象海潮那样轰响着。l 团和20 团果敢地插上去,切断了敌突围部队和掩护部队的联系,3 分区的2 团、1分区的3 团、120 师的特务团也开始全线攻击,l 、3 分区的人民群众也前来积极支援。中午,l 团报告,三岔口方向传来机枪声,我们断定这是敌增援部队与我三岔口第3 支队接火了。

  情况很快就查清,敌人纠集了重兵。驻保定的第1 10 师团、驻大同的第26 师团、驻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见旅川余部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等方向分多路向黄土岭合击,先头部队距黄土岭己不到15 公里了。敌人企图在包围圈外面对我们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把我们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

  战局发生了变化,全歼敌人之战机已失。聂司令员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

  根据聂司令员的指示,我们参战各部队迅速撤离黄土岭战场,跃至外线作战,并不断从敌人侧背予以突击。黄上岭战斗以击毙阿部规秀中将,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而胜利结束。

  黄土岭战斗,是晋察冀军区继雁宿崖歼灭战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一仗共歼灭日军900 多名,缴获200 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 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大批弹药,还生俘了10 多个日本兵。

  这样,我们从11 月3 日至8 日、6 天中连续取得了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共歼灭日军1400 多人,井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当时魏巍同志随1 分区部队作战,他所写的《雁宿崖战斗小景》 和《 黄上岭战斗日记》 ,正是这两个战斗的真实写照。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总结,聂司令员突然打来电话,他喜悦地高声说:“成武同志,好消息啊!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我祝贺你们啊”。

  我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这位中将旅团长竟亲自率兵进人黄土岭,并且被我们打死了。放下电话,我向旁边正在统计战果的秘书陈子端喊道:“老陈、聂司令员说,我们打死了阿部中将,总部祝贺我们哩!”

  陈子端一怔,拍着统计表叫道:

  “是中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死鬼呐,哈哈哈… … ”在场的人们都高兴得开怀大笑。

  我急忙给一团挂电话,转告了这个喜讯,并且要他们立刻到战场寻找阿部中将的遗物。当天,阿部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指挥刀也落到我们手中。后来,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了军区,军区又把它送到延安。阿部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特派员11 月20 日发出详报说:

  … … 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查敌情,随时传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l 公里的一处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求大家坚持”。

  《 朝日新闻》 还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通栏标题,连续3 天刊登悼念文章。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其他各报也频频报道阿部的生平、战功、死讯.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悼旗致哀。‘爱妇’等团体和很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 阿部规秀是当时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上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我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第1 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根据地军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大家异常振奋.有趣的是,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一向诬蔑我们,说八路军“游而不击”, “只顾扩张实力”,而这回他们却象挨了一棒似地低头嚓声了。蒋介石还在1939 年12 月发来了电报: “朱总司令:据敌皓日(19 日)播音,敌迁村部队本月江日{3 日)向冀西源涞进犯… 支日(4 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希将上顶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中正”

  不久,彭真同志指示我,就黄土岭战斗经过写一篇文章,驳斥国民党内部那伙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人。我便写了一篇题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一一礁一瞧八路军是不是游而不击》的文章,登在当时的抗日刊物《 新长城》 上。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一天,五回岭情报站转来日军的一封信,信是写给我的,信口还插3 根鸡毛,以示“万分火急”。

  我拆开一看,竟是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写的。信中写道:杨师长靡下:

  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的事,摩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摩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敬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摩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 埋在何处? 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我把此信拿给同志们看,同志们会心地笑了。我当即复他一信,首先驳斥他所谓“国家争论与我们无关,参加战争只是为了吃饭”之类的言论,指出他自己就是法西斯的侵略工具。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是必胜的。然然后通知他,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俘虏们生活得很好,已开始认识自己的侵华罪行,表示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对于那些做了日本当局炮灰、蒙受日本当局给予的灾难的死者,我们已妥为安葬,并立有石碑,以资标志。

……

(注:这段回忆文字摘自“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其中有不少错字和错的标点符号,改了一些,可能还有,估计是“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转载时出现的错误。)

五壮士跳崖后的故事(二)

October 23rd, 2016

  近年来,互联网上鱼龙混杂,泥石俱下,竟然还出现了诋毁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因此,更加想了解与晋察冀一分区那段时期有关的抗日历史。YANXIN写的数篇关于狼牙山战斗和五壮士的博文值得一读

最近,“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起诉洪振快侵害名誉案已宣判,被告被判侵权:“法院经审理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及其精神,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被告洪振快发表的两篇文章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文章多处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通过强调与主要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人物群体及其事迹的细节产生质疑,从而否定主要事实的真实性,进而降低他们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因此,被告实施了侵害名誉、荣誉的加害行为。并且,案涉文章经由互联网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伤害了原告的个人感情,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单从书本上去了解和研究历史的,因此根本无法理解抗战时,中华英雄儿女们身上的那种民族精神的,比如这个洪振快。因此他才会纠缠在八路军拔地里萝卜充饥这类细节来质疑英雄?其实,对无数解放区的老百姓来说,别说地里的萝卜了,那时,为了救护八路军,他们甚至可以搭上身家性命!
而另一些学者,如姜克石教授,研究中日战争,首先既否定中国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又否认口传历史的价值,于是研究中,主要依据的是敌方日本的史料记载。这样,所得结论可能就比较接近与现在还在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了?一件战事,一个事实,战争双方所记载的,有可能完全相反,要知道侵略战争在侵略者眼里是不存在的?
说实在的抗战年代,狼牙山五壮士只是无数英勇不屈的中华儿女的一个缩影!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往事回忆(五)抗战初期 
1942年,葛振林(右)、宋学义(左)康复归队
往事回忆(五)抗战初期

1942年4月初,接到赴抗大二分校学习命令的葛振林、宋学义,临出发前,奉首长的命令,专程来到狼牙山棋盘陀道观,向有救命之恩的李圆忠道长辞行

照片从左至右为宋学义,葛振林,李圆忠道长,而最右边这位,据说是晋察冀一分区有名的马夫,不过当时骑兵不适宜狼牙山作战,马匹都给了晋察冀,一分区养了一些羊,老马夫成了羊倌,负责放羊,对山路比较熟悉,因此与两位壮士一起上了山,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位老同志叫什么名字。

李圆忠道长可能是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时我方的唯一见证人,当时李道长躲在离山崖不远的树丛里,亲眼目睹了五位英雄的壮举!五壮士跳崖后,日本兵在山崖上向五壮士行礼致敬,也是李道长后来所说。

在上篇采访余药夫前辈的文章中,讲述了1941年他是如何救助跳崖后受伤的葛振林、宋学义的。在这篇回忆文章最后提到:“下山后,余药夫见到一分区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说了这件事……”。

40多年后,余药夫(左)与葛振林重逢

   
40多年后余药夫(左)与葛振林重逢

尽管五壮士的故事有很多版本,但参与救助葛振林宋学义李圆忠道长,以及余药夫前辈的回忆,还有晋察冀一分区第一个报道五壮士的钱丹辉前辈的纪录(当时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才是最有权威的?

往事回忆(七)五壮士跳崖后的故事

September 25th, 2016

(75年前,我们父辈亲历的故事……)

转自:罗湖教研博客

余药夫,原名于庆善,192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北麓安格庄乡田岗村农民家庭。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河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五壮士英勇跳崖,余药夫时任易县县委青委主任,避敌追捕亦在山上。葛振林、宋学义二位勇士未牺牲,爬了上来,曾受余药夫之救助。葛振林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一位救助他与宋学义的地方干部。1986年,余药夫与葛振林在相别45年后,才见上一面。
不久前,余药夫老人见到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昨天你打电话来,说来采访我,我很激动,很高兴。谈到营救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葛振林和宋学义的事,余药夫老人略为沉吟,目光现出苍茫,缓缓地说:我慢慢给你讲。

1941年6月22日
我的一生,绕了一大圈,最后又绕了回来。生在狼牙山下,参加革命,随部队到了北京,又去东北,然后到了广西,从广西又回到河北。狼牙山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个山东西有100多公里,南北70多公里,是太行山余脉。离保定45公里,保定是平原了,所以从保定可以望见狼牙山。我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可是一天没念呢,日本鬼子来了,接着八路军来了,杨成武师长来了。1938年,我参加了革命,不久入党,16岁。我入了党之后不久,又有两人入了党,这样就成立了一个村支部,我就成了支部书记。
到1941年6月,我成了中共易县县委青委主任。6月22日这一天,我第一次作为县青委的主任参加青年工作会议,在一个小学校里。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那么飞过去,要轰炸,就一俯冲,听到怪叫,大家就开始躲、防。这一天小鬼子发疯了,来了个水平投炸弹,没俯冲,飞着飞着,咚,扔起炸弹来。其中一枚炸弹掉在我们开会的小学教室屋顶上。地委青委副书记王XX(记不清名字了)负重伤,另有5人轻伤。抬着去抢救,没走多远,就牺牲了。临终前他对我说:“小余,你们要为我报仇!” 他比我大四五岁,也就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真恨日本鬼子! 王书记的尸体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递送回乡的。尸体用白布缠着。

1941年9月25日
9月25日,鬼子大扫荡。
我那天是受县委委派,传达反扫荡任务进入新阶段的指示。由于各村相对较为分散,天快黑了,也没传达完。大家商议,决定先睡一会儿,但不久就被鬼子包围了。30多人,往山沟里跑,鬼子后边追。跑着跑着,前边不能再往前了,有八路军战士挡着。因为到了雷区了。可是后边都能看见敌人了。八路军引着,过了雷区。到了山根下,开始分散,往左,往右,连滚带爬地跑。跑着跑着,我身边一个战友也看不见了。我身体较弱,又有肺结核,跑得有点儿慢。
我钻进了一个山沟里趴下,不敢再动弹了。我听见鬼子呜里哇啦地叫喊,我还能听见他们用中国话在喊,出来吧!不许动。
一会儿没有动静了。
我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四下里看,发现一个人影,判断一下,不是敌人。细看,穿着军装,自己人,这个人是葛振林。他受了伤,伤在头部,脑震荡。他晕,一点一点往前走。我上前去,说明情况之后,我开始扶着他走。坡太陡,深一脚浅一脚的。后来,我先往前走一段,探一探路,再回来接他。这样走了一段之后,我再往前时,赶上了宋学义。
宋学义伤了腰,全身都是血。但他年轻,他主动走在前,我喊一声,有敌人,能回就回,不能回来拼了算!
我让宋学义等一下,回去我把葛振林搀了过来。我们3个一起,艰难地往前走,最后到了朝阳观。远处望,道观前有火光,上前细看,无人,只是粮食被焚成灰了,肯定是鬼子干的。旁有一破盆,我舀了一点炭火,进到道观里去,发现有两锅黄米饭。估摸着是咱们的人做的,没来得及吃。不管有没有毒,我去旁边一个岩洞叫饮虎池,弄来一点水,热了点饭。大家吃一顿。然后躺下休息。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是连里的文书,葛振林喊他小李子。
我身上当时长了疥疮,怕影响他们休息,就借故到外面去睡,也可以起到放哨的作用。半夜时,我听见里面大声喊:连长,敌人!我跑进去,原来是小李子说梦话。葛振林用手拍着他,说,不怕不怕。
到中午时,观里的老道来了,老道姓李。老道说他亲见了几人跳崖,甚为佩服。但道观非久留之地。葛振林、宋学义和小李子就一起走了。 我和李老道目送他们远去。

作家王愿坚1957年根据葛振林口述整理的《狼牙山跳崖记》中这样描述这段经历:“我们两个拄着棍子,边爬边走,直奔棋盘坨那座庙。我们刚要爬过一个崖坡,突然从石缝里钻出一个人来,穿便衣,看样子像地方工作同志,他连声喊:别走,那边有地雷! 话未说完,地雷响了。我把宋学义一拉,就地一滚,幸而没有伤着。”“那同志帮着找了口破锅,烧点开水,我又从烧过的米中搞点糊焦米,吹了吹,熬了点稀粥,分着喝了点。半夜,那个便衣同志走了,庙里老道回来了。”

“狼牙山五壮士”的名字传开后,余药夫并不知自己救的两人是不是五壮士。战争时期,又不便去打听。
拍《狼牙山五壮士》电影时,剧组曾访问过余药夫,而余药夫对当时跳崖的情形所知甚少。
下山后,余药夫见到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说了这件事。

解放后,余药夫去了广西。“文革”中他成了“走资派”,当年奋战狼牙山的军分区司令杨成武将军也已成了“黑帮”,他所树立的典型,也成了假的,不能提五壮士,不能提狼牙山,不能提杨成武。
余药夫没再见过葛振林和宋学义。
1971年,宋学义因病辞世。
1986年,距1941年45年之后,余药夫见到了葛振林。谈起当年,狼牙山上棋盘坨。谈起粮食被烧了,破锅煮饭。谈起分手后,葛振林立功,提升,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任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宋学义已经不在了。他跳崖后归队,不久就因病复员,在狼牙山下成了家,土改时因一帮复员的国民党兵痞煽动,要赶走他这个外来户,被关了好几天,没办法,带着怀孕4个月的妻子辗转4个月,回了河南老家。“文革”中又被污为“假英雄”,曾被造反派逼着从房顶上往下跳……

离休后,余药夫不闲着,到处做报告,讲革命传统。他是大学生宿舍的常客,是8个党章学习小组的顾问和辅导员,是两所小学、两所中学的校外辅导员。写作了大量的文章,发表于各地报刊。1992年始,他到处奔波。倡议在故乡田岗村立碑纪念遭日寇屠杀的35名同胞。经数年奔走,石碑终于立了起来。
田岗村是个革命村,有列士11人。抗日时期,田岗村人不伺候小日本。以致有35人殉难的惨案发生。杨成武将军的指挥部曾设在田岗村。
“就在我家里”,余药夫老人自豪地说。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41年9月25日)

September 25th, 2016

转自:2016年03月30日 09:05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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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唯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41年9月25日)

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41年9月25日)

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 萨苏 提供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

September 15th, 201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 - Copy

 

 

 

 

放开思想

August 31st, 2016

英语中有一个词:“open-minded”,直译为“放开思想地”,或“放开思想的”,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或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文好像没有特别贴切的翻译?

对于我们这些学物理光学的同学,量子纠缠等理解起来不难,因为现代科学理论很多都需要用光学手段来验证。

下面转一篇帖子,是一篇挺不错的科普,注意!!!文章中并不是说神、特异功能、灵魂等一定存在,而是“也可以存在”,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只能证明什么存在,但不能证明什么(比如神)不存在”

牛顿,爱因斯坦所说的“神”,是广义的,并不是特指基督教中的上帝,或佛教中的鬼,或穆斯林的真主?不同宗教以其不同方式在解释着未知世界,而“灵魂”,“特异功能”,“外星人”等概念,也是人们赋予未知现象或事物的名称而已?

我们对外界的认知会随着科学发现不断提升,需要放开思想,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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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
《我们的认知塌了》
—关于量子卫星的科普文章(已不知原始出处)

当代科技最前沿发现了什么?竟然颠覆人类世界观! 
我们的世界,因为几个最新的科学,全乱了。

一、搅乱了世界的3项科学成果
(一)暗物质
1、怎么发现有暗物质?
我们原来认识的宇宙的形态,是星球与星球之间通过万有引力相互吸引,你绕我转,我绕他转,星球们忙乱而有序。
但后来,科学家通过计算星球与星球之间的引力发现,星球自身的这点引力,远远不够维持一个个完整的星系。如果星系、星球间仅仅只有现有质量的万有引力支持的话,宇宙应是一盘散沙。宇宙之所以能维持现有秩序,只能是因为还有其他物质。而这种物质,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并找到,所以,称之暗物质。

2、暗物质有多少?
科学家通过计算,要保持现在宇宙的运行秩序,暗物质的质量,必须5倍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质。

3、有没有观测到暗物质?
现在没有真正的测到暗物质。只是能发现光线在经过某处时发生偏转,而该区域没有我们能看到的物质,也没有黑洞。

4、黑洞是不是暗物质?
不是。黑洞只是光出不来,它发出其他射线,它仍然是常规物质。

(二)暗能量
1、怎么发现有暗能量?
科学家观测发现,我们现在的宇宙,不仅在不断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如果匀速膨胀,还可以理解。但加速膨胀,就需要有新的能量的加入。这能量是啥?科学家也搞不清,取名叫暗能量。

2、暗能量有多少?
科学家通过计算,通过质能转换方程E=MC2计算,要维持当前宇宙的这种膨胀速度,暗能量应该是现有物质和暗物质总和的一倍还要多。

3、有没有找到暗能量?
目前为止,还没有。

(三)量子纠缠
1、现代科学发现,对物质的研究,在进入分子、原子、量子等微观级别后,意外非常大。出现了超导体、纳米级、石墨烯等革命性的材料,出现从分子水平治愈癌症的奇迹。而最神奇的是——量子纠缠。

2、什么是量子纠缠?
科学实验发现,二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量子,会在不同位置出现完全相关的相同表现。如相隔很远(不是量子级的远,是公里、光年甚至更远)的二个量子,之间并没有任何常规联系,一个出现状态变化,另一个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出现相同的状态变化,而且不是巧合。

3、有没有观测到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是经理论提出,实验验证了的。科学家已经实现了6-8个离子的纠缠态。我国科学家实现了13公里级的量子纠缠态的拆分、发送。

二、搅乱了的世界
(一)搅乱了的哲学世界。
我们原来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神,没有特异功能,意识是和物质相对立的另一种存在。
现在我们发现,我们认知的物质,仅仅是这个宇宙的5%。没有任何联系的二个量子,可以如神一般的发生纠缠。把意识放到分子,量子态去分析,意识其实也是一种物质。
既然宇宙中还有95%的我们不知道的物质,那灵魂、鬼都可以存在。既然量子能纠缠,那第六感、特异功能也可以存在。同时,谁能保证在这些未知的物质中,有一些物质或生灵,它能通过量子纠缠,完全彻底地影响我们的各个状态?于是,神也可以存在。

(二)坍塌了的物理世界。
我们现在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以光速不可超越为基础。而据测定,量子纠缠的传导速度,至少4倍于光速。

(三)崩溃的内心世界。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整个世界的5%。这和1000年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不知道有电场、磁场,不认识元素,以为天圆地方相比,我们的未知世界还要多得多,多到难以想像。

世界如此未知,人类如此愚昧,我们还有什么物事必须难以释

往事回忆(六)一分区(1)

August 24th, 2016

转自我的新浪博客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对当时晋察冀一分区的历史了解太少,需要回顾一下抗战初期这个地区的大事记。需要顺着历史的脚印,更多地去了解那个时期我们前辈们经历的艰难和考验,理解他们的追求,坚持和成功,以期进一步理解他们日后面临各种形势和困难时的抉择,理解老一辈人之间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友谊……。

1937年8月25日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原红军第一军团,第5军团和第74师合编为陆军115师,林彪为师长,聂荣宗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10月下旬,115师向南挺进,聂荣臻奉命留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其麾下有杨成武的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两个连及一批军政干部;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属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

关于一分区在39年,40年的军事状况,军队的概况,军事行动等,言信在他的晋察冀一分区军事研究的系列博文中,有非常详尽和生动的图文介绍。而对一分区党政情况介绍的不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史料的匮乏吧。

父亲是在1939年由曲阳县委调任一分区的,任地委副书记及组织部长,很难查到那一时期一分区地委的活动和状况,只是在言信的一系列研究中,看到过一些。

比如,1940年5月底,长期以来为一分区老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次军政文体运动大会

1940年上半年,是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强大的时候,1940年5月30日那次大会,是为了庆祝抗战三周年,总结经验,奖励先进,在河北省易县,北娄山村召开的。这次大会当年的正式名称为“五州运动大会”,是一次检阅军政文体的运动大会,是“一分区力量达到最高点的一次大检阅……官兵们都穿上新发下来的夏季军装,衣帽整洁,斗志昂扬”

往事回忆(六)一分区(1)

       这是沙飞拍摄的抗大二分校运动会入场式

主席台上除了杨成武等军队领导外,还有一分区地委和专署的主要领导人:王国权,李耕涛,牛树才,杨士杰,梁正中,白文治等。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这些地方领导,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干部,多是在青少年当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的。其中王国权上过大学,还在日本留过学。

李耕涛和父亲在抗战初期,两次共事。1937年李耕涛曾为曲阳县这个“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而父亲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1938年4月李耕涛调往冀中后,父亲继任曲阳县县委书记。父亲调任一分区不久(1939年10月),1940年李耕涛也由冀中调往一分区任行署专员。他到一分区时,恰好赶上这次文体大会。

作为后代,上述这些前辈中,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王国权,大概是在1956底年,父亲安徽被整后调到上海时间不长,记得还住在上海大厦,一日,王国权(和夫人常玉林?)带着4,5岁的儿子来访,当时他要出国,说是要带上我们姐妹中的一个,还问他的儿子喜欢哪个姐姐,想带谁一起去外国……现在想起来,当时可能就是逗着我们玩?不过那时还信以为真,有点好奇,但也有点害怕跟他们出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是因为父母舍不得,我们之中的一个才没有被王国权带去国外,呵呵。那次应该是王国权赴东德大使馆上任之前,为什么会在上海,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一分区党政领导人中,之所以知识分子干部为多,与聂荣臻、杨成武的惜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杨成武比较偏爱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从一分区地方领导的任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据说杨成武对跟他时间很长的文化不高的干部也都非常照顾,他的“顾旧”是他很得人心的原因之一。

父亲从安徽降级到上海之后,一次杨成武在上海见到父亲时,很有些打抱不平地说:“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一分区大家都在问你呢!” 后来,当我们有机会接触杨成武或赵志珍时,他们见到我们时的感慨和慈祥,也让我们体会到父辈间在战争岁月中凝结的深沉友谊。

文革中,父亲曾跟我讲过:做组织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拉帮结派……尽管与一分区老领导,老战友之间感情笃厚,但在党内纷争中,父亲一直坚持把私人感情与工作分开。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在安徽遭遇困难时,没有去找任何老领导和老战友?

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这应该是父亲的一贯原则吧?

往事回忆(五)抗战初期

August 18th, 2016

转自我的新浪博客

战争时期地区范围内的史料,保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军队的活动和历史,而地区行政部门和政府的资料,相对少了很多,再具体到妇女干部,史料更是难寻。

 
在网上搜索母亲的名字时,发现有关抗战时期的资料除了她所任职务外,没有找到任何具体内容: 张文秀 -河北平山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平山县妇救会主任,县委妇女部部长,北岳一分区地委妇女部部长、妇救会主任,晋察冀边区抗联妇女部部长及组织部部长等职…….
在母亲的其它简历中,甚至连当时是哪个县的妇救会主任和县委妇女部部长都没有写明,根据当时母亲是从井陉师范参加革命的,估计也有可能当时是任井陉县的妇救会主任?但网上无论是有关平山还是井陉县抗战历史的网页中,我都没有查到确切答案。
 
等有时间,还会继续搜索,估计比较困难,需要从一些其他人的回忆录或史实研究中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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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父亲抗战时的资料相对就多了一些,主要是父亲所在晋察冀一分区是抗战时期,聂荣臻、杨成武领导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地区。
 

据记载,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率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686团第六连在阜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9月底,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长的王平被派往阜平发动群众,创建晋察冀根据地。

自曲阳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后,与组织切断联系的曲阳进步青年们一直注视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9月下旬的一天,父亲的朋友到上庄子村找到父亲,一进门就激动地说:“共产党来了,就在阜平!”父亲听后,二话没说,立即站起身来,抓过一件衣服披在身上,说:“走!到阜平去!“  就这样,他们一人一骑,连夜赶往阜平。150多里的山路,凌晨就到达了阜平境内,找到了115师政治部。当时罗荣桓准备以阜平为中心,向东南部开辟抗日根据地,急需一批领导抗日工作的干部,而周围地区的一些抗日知识青年,也都闻讯陆续奔往阜平。罗荣桓见到他们自然非常高兴,马上为他们布置了抗日任务。
   听父亲讲过这一经历,但现在记不清是谁去上庄子村找的父亲了。当时赵建庵等其他曲阳青年也都奔往阜平寻找八路军,但应该不是赵建庵,而是早期加入共青团的同学?赵建庵是在阜平山区找到了八路军一支队队长朱仰兴他们,而父亲他们是见到了罗荣桓(见前面博文)。

10月中旬,时机成熟,“罗荣桓派政治部的七八个干部和一个班的战士,把王平送进县衙门”。于是,王平就任阜平县县长兼保安队队长,成了八路军敌后抗日的第一个县长,华北第一个民主县政府由此诞生。“在此期间,八路军115师骑兵营随罗荣桓的115师政治部机关在冀西活动,不断对日军展开进攻,他们收复一个县,王平就以“动委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名义派一个县长,收复一个区就委派一个区长,先后委派了曲阳,望都,唐县等县县长……”。

1937年10月2日,日军占领曲阳城,并储备大量军用物资,作为其南进石家庄、西出太原的兵站。10月中旬,115师挺进队一部,从阜平挺进曲阳,18日攻克曲阳城,据河北网络电视台文章中说,这是我八路军出师以来解放的第一座县城(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县城)。

37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曲阳县的城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参加了组建中共曲阳县委的工作。10月底,参加并筹建了“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曲阳县抗日政府”(阜平是不是应该算晋察冀边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37年 11月,李耕涛任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委书记),父亲任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8年2月,日伪军对曲阳发动了“二月围攻”,曲阳军民在县委领导下,顽强作战,粉碎了日伪的进攻。
    38年4月,李耕涛调任冀中公署主任,父亲继任曲阳县县委书记。
    38年10月16日,日伪军再次占领曲阳城。曲阳地区处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中间地带,既是北岳区抗日根据地的南部门户和前沿阵地,也是敌人西出太原,南下石家庄,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咽喉要寨,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因此,抗战初期,曲阳成为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区,造成了曲阳抗战的惨烈局面。
  在曲阳县抗日政府领导下,曲阳军民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39年10月,牛树才任中共北岳区一分区地委组织部部长、代理地委书记,晋察冀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六、七年前,除了上面一行简介外,找不到史料中有关父亲抗战时期在晋察冀的任何记载。在网上搜寻,也只找到了一篇有关抗战的回忆中提到了父亲的名字,这篇回忆与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有关。当时在网上读到了采访余药夫前辈的文章,讲述了1941年他是如何救助跳崖后受伤的葛振林、宋学义的。这篇回忆文章最后提到:”下山后,余药夫见到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说了这件事……“。

最近在新浪读YANXIN(言信)这几年写的关于晋察冀一分区军队史学研究,里面有很多“干货”,尤其是那些《老照片图文故事》系列,十分珍贵,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当年一分区军队风貌,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幸好还没有被忘却的感人故事。虽然他主要是研究军队史,但在他的数篇文章中,也提到了一分区的地方领导,提到了父亲以及一些熟悉的名字,因此打算仔细读一下他的有关研究,顺着所能得到的一些信息,去进一步了解当时父辈们的一些活动。

        近年来,互联网上鱼龙混杂,泥石俱下,竟然还出现了诋毁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因此,更加想了解与晋察冀一分区那段时期有关的抗日历史。YANXIN写的数篇关于狼牙山战斗和五壮士的博文值得一读
 
葛振林(右)、宋学义(左)康复归队,1942。

 1942年,葛振林(右)、宋学义(左)康复归队

 
1942年4月初,宋学义,葛振林与李圆忠道长

1942年4月初,接到赴抗大二分校学习命令的葛振林、宋学义,临出发前,奉首长的命令,专程来到狼牙山棋盘陀道观,向有救命之恩的李圆忠道长辞行

 
狼牙山五壮士的见证人还有上幅照片中的这位李圆忠道长。尽管五壮士的故事有很多版本,但参与救助葛振林,宋学义的余药夫前辈的回忆,以及一分区第一个报道五壮士的钱丹辉前辈的纪录(当时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才是最有权威的?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

August 7th, 2016

转自:2016年03月30日 09:05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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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唯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 萨苏 提供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

■许 述 唐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