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听书(四)去年和今年

July 8th, 2020

我理解“不务正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对待正儿八经的事不那么认真,而将兴趣投注于一些似乎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事?

谈到自己的“不务正业”,还是挺惭愧的,也许是性格所致吧,从小兴趣爱好很多,但一无所长。回忆起来,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小学毕业时居然还跟几位同学偷偷去考过音乐学院附中。但因中学时的耳疾,后来爱好就转了,喜欢小说、喜欢物理、喜欢画小人……。

退休后的最初10年中,还成了英超足球的那些有些疯癫的球迷中的一员,当时的许多时间、精力都花在了看球、写球评(非技术性)及其它内容的博文、翻译、还有每日必看的英、美电视剧等,不过其间每晚入睡前的小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十年间的这种非典型的退休生活,相当丰满,收获也不小。但若仔细想的话,自己花费最多的爱好(包括金钱),却始终还是读书,读一些“不务正业”的书,主要是小说,所以称自己为小说迷,应该还是当之无愧的。

国外30多年,读过的英文小说远远超过了中文小说,这归功于英文小说的催眠作用。但读书催眠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这两年就改成了听书,通过听书,以补偿自己少年到中年时,对中文(以及翻译)小说的享受不足。

今年年初,继续就听书与一位国内中学老同学(Z同学)交流看法和互荐好听的书目,并互换国画心得。很佩服这位Z同学,特别是2015-2016期间,我们中学班级在学校庆祝老三届离校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编写了一本回忆文集,一些已经被忘记久远的中学生活,又历历在目,浮现在眼前。我们当年的那个班级,还编辑了一本影集,展示了老同学们退休生活的丰富多彩。
在文集和影集中,Z同学在中学时踏实认真的形态又出现在面前。当乒乓外交卷起国内乒乓热时,我们这群中学生也不例外,当时我们班有几位女生参加了学校的乒乓球队,迷球已经到了狂热程度,放假后晚上还在教室里昏暗的灯光下打球,这好像是我和另一、两位同学成为近视眼的原因?尽管最后学校乒乓球队没有什么战绩,但因为Z同学的执著和认真,她的球艺高过校队其他同学,记得是我们校球队唯一被挑选出来,参加南开区中学乒乓球队集训的。她的认真踏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退休生活中,她国画习作的相当高的水平。

疫情期间我们开始了听书感受和学习国画体验的交流,但因为我没有时间(静不下心)练习画画,所以对于我来说,有些许的收获,也只是在听书方面,我想Z同学的收获要比我在听书和学画方面都多了许多。


去年开始的听书是从听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的,后来扩展到古龙、梁羽生的小说,演播者很重要,一开始首选是张少佐,几乎听完了他所有的演播。后来也选择了其他人演播的武侠评书,梁辉、曹灿等讲得也很不错、马长辉的口音不太好听,但没的可听了,就听了他的“萍踪侠影”,也觉得挺好的,后来又听了一些其他人的武侠评书。

武侠小说中传扬的仁义礼智信,其实对现代的年轻人也不乏教育作用?不少前辈在少年时都十分崇尚武侠绿林英雄们的爱国爱民、劫富济贫、行侠仗义。我想,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时,当一些少年人接触到了“人人平等”、“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主义思想时这,应该是与他们的这种武侠情节一拍即合的?

从听武侠小说转为听世界名著,是在听了张少佐的《福尔摩斯探案》之后。最初从以前读过又比较喜欢的作品开始:《牛虻》、《基督山恩仇紀》、《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以前没有读过(或没有读完)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进一步理解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喜欢这些翻译作品,经典毕竟是经典!也知道了为什么以前对一些世界名著的翻译作品没有读过、或读不下去的原因,主要是:1)没有读懂;2)没有兴趣;3)不喜欢当时的翻译版本。前两者是因为当时生活阅历不够,最后一点是在这两年听书之后才意识到的。

听书时,发现尽管不喜欢一些翻译版本,但却也能感受到名著的魅力,只是听起来觉得不通顺,感觉磕磕巴巴的影响了继续听下去的愿望。比如《安娜·卡列宁娜》,书中描写列文在农村收割的一段,非常的生动形象,脑海中立即翻腾出当时在乡下劳动时的场景。但因为书中经常用一些在60年代可能也不怎么常用的词汇,所以影响了当时读书和现在听书的效果?比如上面提到的那段中,“割草”一词用的是“刈割”,这是一个在60年代,或今天,我们都不太熟悉的词汇。另外在我听的翻译版本中,谈到家里的卧室用的是“寝室”一词,觉得与我们对这一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偏差的……。不知我听到的翻译版本的译者是谁,猜测可能是比较早的翻译版本吧?

 

今年开始,我在评书吧网站上已经找不到想听的书目了,就转向了喜马拉雅FM,在春节时还没有找到什么喜欢听的, 依然在胡乱听一些梁羽生的武侠,也是挺好的选择,并不影响催眠。

那时我们还在教室上国画课,于是在交流听书体会时,也经常交流一下学画心得。Z同学学的是工笔,我这种大而化之的性格是学不了工笔画的,所以从写意画开始学。她还几次展示了居家期间的编织作品……。而我们还在墨村继续忙碌着正常的生活,白天安心画画的时间还是不多,夜里则断断续续的听书,收获也不是很大。

(题外话:回看微信聊天,二月份时,自己在赞扬这位同学时,还有过一个挺准确的预言:国内YQ估计要到5月份才能基本扑灭,但三月份大部分地区应该逐渐解除了JL,现在猫在家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倒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情趣。)


三月初,墨尔本囤积风潮袭来,一时间紧张了起来…..,我们也逐渐进入隔离状态。

 这时我和Z同学听书基本还是各听各的,那时她在听《大卫·科波菲尔》,我在听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

3月中,国内YQ在收尾,朋友说要抓紧时间听一些喜欢听的,我们此时的读书交流多了起来,互相影响了彼此书目的选择。


4月份时,因为呆在家里时间多了,白天也可以安心听书了。夜间听书总是断断续续,糊里糊涂的,经常得重新来过。所以我又重新听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收获之一是觉得童年的约翰与高尔基有类似之处:聪明、正直、善良、自尊….。

Z同学说:不会吧?一个是自传,一个是创作……

而我总是在听两部著作中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约翰.克里斯朵夫珍贵的母亲的圣经,与高尔基眼中外祖母的圣女就有些类似?都是他们从最爱的亲人身上,体会到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慈爱、宽容……,这也许是自己喜欢他俩作品的主要原因吧。

在两人的著作中,觉得主人公少年和青年时思想成长的过程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于是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


直到查找了罗曼·罗兰(1866-1964,98岁)的词条后才知在两位文豪的生活道路中,的确有过相知相遇。他们是同龄人(高尔基:1868年-1936 ,68岁),作为同一时代的人,又有相似的理念,也许还有相互间的影响?

 “1914年,一战爆发,罗兰定居在日内瓦,他利用瑞士中立国的环境,写出了一篇篇反战文章,因此受到了德国一些作家的指责,但他依然故我。1915年,获得了該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拖到第二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才正式通知他这一决定。罗兰将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兰与一些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雅格宾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35年6月,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与斯大林见面。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罗兰本人被法西斯严密监视。1944年8月,纳粹败退,巴黎解放,罗兰重獲自由。“


这可能就是我听书时,在两人著作中听出的那些许类似的原因吧?


在后来的听书过程中,又曾觉得老舍的作品与狄更斯的作品有相似之处,有一种动人的、让人开阔胸襟的幽默,后来通过谷歌,发现我的这种读后感(感觉)也应该是事出有因的。

从读书到听书(下)

June 8th, 2020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虽有眼疾视力不是太好,但看书催眠已成习惯,非常难改,不看书,晚上真是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这两年在昏天黑地的追剧之后(谍战剧、清宫剧、张嘉译),为了保护视力,决心痛改前非,不再追剧,不再看书催眠,将“看”改为“听”!

这一改,改得挺彻底。不仅睡前不再看书,连电视也很少打开,电视剧不看了(包括美国的匪警系列)、电视节目不看了(包括英国的古董、淘宝系列),甚至连电视新闻都不看了(日常生活清静了许多)呵呵。

发现听书催眠比看书催眠更有效。通常一回书20多分钟,困的时候,基本听几分钟就睡着了,不困的话,经常一个晚上也听不完一回。

但对我来说,看书催眠是要看英文小说,但听书催眠只能听中文书。主要是听力不好,中学时耳疾,几乎失聪,学习主要靠看,看英文可以,听英语就比较费劲,最重要的是,若听得无趣,也不会有催眠作用,因为听不下去时,就会胡思乱想,更加影响睡眠。

决定要听书,首先想到的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喜欢,但以前没机会认真读过,出国后又没有机会看后来小说改编的一些电视剧,所以很想补补课。

找来找去,在评书网上找到了张少佐演播的一系列金庸武侠评书(不知为什么,我听完了他所有的金庸演播之后,发现原来可以听的,已经打不开了,也很难再找到其它的)。当时一部接一部,听得不亦乐乎,除了睡觉时听,平时手机也就一直在播放,随时随地都在听,干活时听、画画时听,开车时也在听…..因为晚上睡觉时,越想听,就越容易催眠,精彩的故事情节,只能在第二天起来重新听过。

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主要是觉得他的各观都比较正,写得通俗而生动。但在听《鹿鼎记》时,对老先生借韦小宝之口的各种粗野和出言不逊也颇为惊讶。

试听过其它传统评书,发现还是武侠大家们的作品,比较有意思,人物刻画形象,听也能听得栩栩如生,而传统评书中对人物描绘的套路太多。
比较喜欢的还有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梁羽生的《剑网尘丝》也不错,但看这个题目就感觉到,不是太适合听书,光靠听,书名就不太好理解。相比之下,听起来也就不那么痛快。

也试着去听了一些其他更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但觉得老气横秋,听不习惯。
也许还是听力问题,高音比较敏感,听女声觉得有些刺耳,低音听着顺溜一些。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听张少佐的评书,几乎听完了能找到的,他所有的评书和其他说书,主要原因是他讲得比较快,啰七八嗦的少,东北口音,听起来比较亲切,时有出语惊人的胡说八道,也比较诙谐有趣。

听书除了催眠、消遣外,多多少少在听书过程中也提高了一点中文水平。

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听者要喜欢说书人的声音?只是因为声音好听,我还听了一段时间的蒋勋老师的《细说红楼梦》。

蒋勋老师的声音没得说,是听到过的、最舒服的一种。低缓、悦耳、极具感染力,可能就是人们所谓的磁性声音吧?

但听了一段后就有些听不下去了,声音虽然听起来舒服,内容有些不敢恭维,把一部古典名著说成了青少年文学,不断拿他的所谓的“青春王国”中十四、五岁的宝玉、黛钗们,与台湾“国中”的少男少女们的来做比较。

另外对他书中所有人物都是那么“宽宏大量”,也听得不太爽。比如对宝钗栽赃林黛玉、整天吃素念斋的王夫人逼死金钗、薛霸王的横行霸道等,都是好人,都是好孩子…..

他讲解时有颇多不严谨之处,较多低级失误,比如书中人物关系、情节等。

特别是蒋勋老师为什么会读出来那么多的错别字?他知识面很广,通古博今,中外通吃,所以对他念白字一事很难理解?虽说台湾国语与内地普通话口音有区别,闽南口音中很多字可能念不准,但普通话中的读音是与康熙字典上的读音一致的,研究红楼梦这部以京城为背景的名著,对书中的文字语言的理解也应该仔细一些才是?否则作为一个教育者,岂不误人子弟?

武侠听完听经典名著,除了武侠、传统评书外,翻译著作张少佐讲得不多,听了他的《福尔摩斯探案》还可以,另外他的《奥运趣闻》还是不错的。

再找经典文学来听时,看到了有《牛虻》一书,很是高兴。我是在初中时读过这部翻译小说的。记得在上自习课时,偷偷放在书桌下看,感动至极,看得几乎落泪。小女生被一本书感动成这样,可想而知这本书应该写得不错,翻译得更好。中学时看了很多翻译小说,那时的书翻译水平真棒!读过《傲慢与偏见》,书中主人公的对话被翻译得妙语连珠,非常生动。大学时期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雨果的《悲惨世界》,翻译更是经典。当然读书的收获和领会,与中学时大不相同。不过,对这些名著的喜爱,对翻译家们的敬仰,则是始终如一。不像现在许多翻译文学,语言生涩,拽来拽去,从字面上都能体会到翻译电影中配音的洋腔洋调,读起来非常不顺溜。

打开《牛虻》语音版,有一个惊喜,原来播讲者居然是王刚!《牛虻》是年轻的王刚在77年“中广”演播的处女作。个人觉得王刚的《牛虻》比他的和坤还要精彩!书中诸多人物的形象,都通过他的语言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听众的面前。想当初他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也是听得万人空巷,虽然已记不得太多的内容了。

听的第二部经典就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演播者为岳峰,目前还在继续听,共148回,听到120回了,也是非常的引人入胜,非常的精彩。

通过听书,再一次体验到经典的精彩:原著,翻译,以及演播!

从读书到听书(上)读书催眠

June 7th, 2020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读书有静心的作用,所以有催眠的效果也不奇怪。睡觉之前读一段书,将一天下来烦乱的心境收敛于一行行文字之间,心情会逐渐平静,困意上来,就可以很快进入梦乡。

我睡前读书的习惯是来澳洲后形成的。开始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睡前找一本英文书来读,以为这是自己努力学习的行为。但逐渐发现,睡前读英文书,学习效果不怎么样,但催眠作用甚佳,没读几行,就会觉得睡意侵来。

后来觉得学习效果不好,可能是读物太没有意思了吧,于是就开始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英文画报杂志来读,比如“Woman’s Day – 妇女之日”、“Australian Women’s Weekly – 澳洲妇女周刊” 什么的,图多字少,对学流行英语很有帮助。因此当时对西方名人、影视界的八卦特别熟悉,跟学生聊天时,可能给他们留下了二平老师对八卦特别感兴趣的不好印象。

那时一些妇女杂志上经常还有连载小说,读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些连载故事有的已经连载了十几年,背景是律师行、医院之类故事比较多的的地方,情节内容源源不断。估计这些连载,一家中的几代人都在看?不知后来这些连载是不是还在继续,因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再关注这些杂志了。美国后来的一些电视剧,比如“法律与秩序”,“急救室”等,也都是选择这类场景,因而编者的思路才得以源源不断?

有时晚上也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中文书或杂志来读,比如当时兰州出版的《读者》,但发现读中文书或杂志,经常会思绪万千,反而影响睡眠,于是从此作罢,不敢再在晚上睡前读中文书了。

英语阅读稍微提高一些之后,读英文杂志就逐渐发展成了读比较长篇的英文小说、传记等。读的第一部较长的英文书,是一本传记:《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也真没想到,那么厚的一本英文书,以我当时那么有限的英文词汇,居然能被深深吸引,以致忘寝废食、没早没晚地在三天内就读完了。除了中国作者的英文没有那么花里胡哨,比较易懂外,主要还是因为与作者有类似的经历,读时自然兴趣十分浓厚。

然后读了一本足有6厘米厚的大部头英文西部小说《Lonesome Dove》。当时并没有勇气将这本书作为自己读的第一部原版长篇小说,只是因为一个朋友在印刷厂工作,不知是福利还是处理,她经常拿一些各式各样的英文书籍给我们和孩子们,还有一些其它当时没有听说过的名著什么的(小儿子上中学后,才随着他在这方面增长了一些知识)。为什么当时选择了哪么厚的一本书开始,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估计就是打开以后,就被第一段所吸引?

直到写这篇博文时,才查了一下,原来这本西部史诗,是八十年代得奖畅销作品(1985年出版,曾荣获普利策大奖),当时中文译名为《西部牛仔情》。后来又有续集。并于2008年被美国CBS拍成了电视连续剧《Comanche Moon-月满荒原》。当时电视剧在澳洲演播后,儿子告诉了我,我就看了,主要是想对比一下电视剧中的人物与自己读书时想象中的形象是否符合,感觉电视剧还不错吧。后来对自己读过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特别感兴趣。

再后来发现了澳洲《Reader’s Digest – 读者文摘》的畅销小说精简集,每本4部小说,每个月一本,精简得很到位,不失原著风采,还少了许多罗嗦,特别适合我这种快餐式阅读的人。为了看情节,有时会对无关紧要的详细描写很不耐烦。小说集包括了很多警匪、侦探、悬疑类,还有一些很催泪的故事,都十分吸引人,于是开始了长达十来年的订购,直到价格太贵,停止定阅。不过现在家里还存了100多部《读者文摘》的这类小说集。

停止定阅后,小儿子就在网上帮我买一些畅销小说,多半都是他也感兴趣的已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作品。考虑到视力问题,他尽量给我买大字体的版本。比如《The Hunger games – 饥饿游戏》,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的一系列法律与犯罪小说等。还买过一本斯蒂文·金的被称为“巅峰之作”的《11/22/63》,估计不久也会有电影问世?

上面文中提到的这些书,我目前还都保留着,澳洲《读者文摘》还有一套传记类的精简集,留了几本比较感兴趣的,比如有阿加西自传《Open》的那一集,非常棒的自传!

这些书都是历年来,助我催眠的好工具,因为躺在床上读,所以不敢读借的(太脏),只能买新的来读,搬家搬来搬去,也舍不得处理掉。这些书都可以重读,而重读的收获更大。第一遍以情节为主,很多生词一带而过,细节也不一定领会得都对,读第二遍时,不那么急于看结局了,一些生词还会去查一查,领会得深一些,读起来也就更加有意思了,而且重读时不那么紧张,更易于催眠。

只是近年来,尽管这里的眼科医生如出一辙地说:读书、看电脑不会影响视力,但自己发现躺在床上读书对视力的坏影响还是不小的,为了延长眼睛的使用寿命,还是决定要改变催眠方式,将读书改为了听书。

SARS(非典)、H1N1(猪流感)……伊拉克危机

January 22nd, 2020

”新冠肺炎“让许多国人想到了2002年年底-2003年7月间的”非典“事件。

但在澳洲,我们是体会不到国内当时的那种紧张情绪的,因为对澳洲的影响实在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5人感染,无一死亡)。澳洲每年因流感平均死亡人数约为1500(有说2000甚至更多)。据澳洲国立民族台普通话节目2019年5月一篇题为《专家:今年预计将有约四千澳洲人死于流感》的报道中所说:“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有1200人死于流感,而Robert Booy教授表示,数据模型显示每一个流感季的平均死亡人数约为3000-4000人”。

事件过去17年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实际上除了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加拿大3个国家外,疫情对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影响都非常之小。而在8个月时间内,中国在境内有效地扑灭了这场疫情。现在看来,疫情的严重性与当时议论和媒体的极度反响不成比例(这应该与当时局势有关,下面再谈),可以说是人类控制疫情史上非常少见的!虽然疫情控制的迅速有效主要是归功于中国对付这场疫情的能力和方式,但媒体和舆论的过分渲染,也可以说是给疫情“打了预防针“?

相比之下,倒是6年后2009年年底-2010年在美国爆发的H1N1(猪流感)要厉害得多!

比较一下世界卫生组织事后公布的两场疫情的数据:
1)感染人数:全球8437人(非典);
美国59,000,000 (猪流感)(注:“猪流感”全球感染人数之多没有找到统计数据,据说当年每5个患流感的人中就有一人感染)

2)死亡人数:全球813人(非典)
全球18,500人(猪流感)
美国12,000人(猪流感)

“猪流感”也影响到了澳洲,包括小孙女当时的小学在内的许多学校都停了课。带小孙女去诊所看病,一屋子的孩子,一个个小脸蛋烧得通红,医生一看孩子脸色,迅速确诊:被传染上了H1N1!

现在,人们终于对这两场疫情有了正确的评估,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看:
“全球SARS感染者为8437人,从这个数据上看并不比普通流感病毒传播更快,而813人的全球死亡人数,更是远远低于普通的病毒性感冒,事实上,每年美国都有普通病毒性性感冒的死亡人数为30,000左右。”– 《维基百科》

6年后国爆发的H1N1持续了一年多:“造成约18500人死亡,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214个。另据美国CDC估计,截至2010年3月中旬,这场疫情导致5千9百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 《维基百科》

但相比”非典”当时的喧喧嚷嚷,对H1N1,媒体及舆论却相对非常的安静。这种对两种疫情不成比例反响的奇怪现象,在当时,许多人就认为与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危机有关。今天看更是如此,有很明显的美国政府故意转移注意力之嫌?

针对人们对”非典’的恐惧心理在舆论上的造势,是几乎与伊拉克危机同步的:

2002年11月16日:”非典”在中国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报告的患者是2002年12月15日河源市黄杏初。
2002年11月8日:“伊拉克危机爆发,联合国通过1441号决议,联合国武器检查团重返伊拉克检查。”-《维基百科》

2003年1月10日:黄杏初康复出院。
2003年2月14日:“联合国首席武器检查员布利克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伊拉克武器检查报告……但其在伊拉克境内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维基百科》

因为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失去了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理由的认可,全世界响起了反战的呼声,反战人数估计占当时世界人口的70%,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大游行(见《wiki》词条:“全球反对伊战争大游行”)。

而此时,“非典”恐怖论在媒体、网络越发传得沸沸扬扬,中国当时几乎停止了对外的所有活动……

2003年3月20日:在没有通过联合国认可的情况下,美国发动了非法的伊拉克战争;
2003年4月1日:伊拉克开战10天后,“美国政府召回来所有驻香港和广东的非必要外加人员及其家眷。美国政府同时也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到广东和香港访问。瑞士政府也禁止在香港厂商参加即将举行的瑞士钟表展……”

2003年7月11日:疫情扑灭,世卫组织公布了有关SARS的疫情数据;

而伊拉克战争一直打到现在!

今天,当舆论和媒体随着新的病毒一窝蜂涌来时,相信中国政府有17年攻克SARS的经验,有17年来人力物力资源的增长,会有效抑制和控制疫情,这场疫情也不再会引起没有必要的恐慌?

但伊朗危机呢?

September 13th, 2019

天涯共此时,祝中秋愉快!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August 24th, 2019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来自“世界不平均数据”组织,《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年》(图1A、图1B)

《报告》“指出:欧洲最好,差别最小,中国其次,美国、加拿大不如俄国,中东最差,印度逐步走向最差(图2)!

真的吗?有国内同学问,中国贫富差别的状况要好过俄国、美、加…印、中东吗?

一点没错!这也没有什么奇怪道的,毕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因是发展中的国家,比不上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欧洲因这些北欧国家,总的贫富差别要比其它地区小一些)。

 

 

 

 

 

 

 

 

 

 

 

 

 

 

 

 

 

 

(图1A,1B)


(图2,各地区收入最高的10%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图3A、图3B英文,大部分地区的贫富差别在扩大,或保持高度的贫富差别不变)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图4,全球收入不平均的加剧并非不可避免,若向欧洲看齐)
 
 
报告总结:
据该组织乐观的设想,这种全球贫富差别加剧的现象也是可逆的,若全球按照欧洲1980年以来的贫富差别走势(绿色),到2050年,50%底端(下面曲线)收入占比会逐渐增加,而1%最高收入的占比会逐渐加少,若跟着美国学,差别将越来越大(蓝色),若各国继续按目前走势(紫色),变化不大。
 
但需要改变社会制度,谈何容易?
 
补充:
 
发现在2018的报告中,没有澳洲这一大洲的数据,于是去搜索了一下澳洲不平均现状,才知原因:太差了!澳洲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比低层的70%的财富还要多!
没有拿来对比,也许是维护发达国家的面子吧?
 
下面是澳洲国立民族台SBS的中文有关报道: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往事回忆(三十五)爸妈的故事(6)与罗长子比高低

August 22nd, 2019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图:詹大南、牛树才(右)1948年在解放多伦前线)

 

有一朋友读了《往事回忆(二十六)》后,在评论中问:看徐海东和警卫员照片中(詹大南16岁参加红军时曾为许海东警卫员),詹大南也是大个子,这一比牛树才更高,到底多高啊?

上面这张照片因为一远一近,看起来两人身高差别挺大,但实际上差别不会那么大,不知道百年老将军年轻时身高多少,但父亲身高1.84米左右,所以詹大南将军也应该是个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

平津战役纪念馆初建时,需要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照片,但没有找到,只能用了一张早期的穿便装的照片(见《往事回忆(三十三)平山老家行》)。

最近4、5年一直努力在网上搜索父亲在战争时期的照片,但只找到了上面这张非常模糊的照片。

 

谈到牛树才多高,引出了一个最近人们关心的话题,也让我在读到凤凰网的一篇有关伟人们多高的文章时,觉得有些好笑。

此文以批判个人崇拜为由,“引经据典”拿出一系列照片,证明毛泽东没有那么高大,只有1.75米,因为蒋介石不到1.7米,毛泽东比他高不多,还因为他比罗长子(罗瑞卿)矮5公分,而罗瑞卿只有1.80米…..

不知道伟人们到底有多高,谁比谁究竟高多少,但很清楚我们家男孩子身高都在1.8米以上,而父亲比他们都还要高。

通过照片比人物高矮,是非常不准确的,就像上面这张照片,似乎两人身高相差不少,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照片中人的位置不同、拍照时地面的状况、拍照的角度等等,都会造成人物高矮的错觉。

而要以此错觉为依据来“论证”什么,批判什么,是不是就有些欲治其罪何患无辞之嫌?

 

由此想起了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

一次晋察冀开会,父亲可能因个子高与罗瑞卿分在一个屋子里住。一般老乡家的炕,对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长度都不是太富裕,把两个大个子分在一起,睡觉时可以稍微斜着点,或横着睡,具体他俩怎么安排的,记不太清楚了。但当时两个人都说自己比对方高,不太服气,于是跳下炕来比了一比,究竟谁更高一些呢?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总之两个人的身高应该是相差不多。

看来历史事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写的,包括伟人们的身高?

华夏文化的包容性

June 14th, 2019

读了宁稼雨 的《绪论:华夏文化的永久魅力》的短文,想补充一点:华夏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包容性是否也是其主要魅力之一?

“天下大同”,“人人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2700年前孔子的理想。 华夏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孔子之后朝政的演变。 从孔子千年之后的北魏鲜卑族开始,有一半之多的中国统治阶层都是少数民族: 鲜卑(北魏-北周)150年、契丹(辽)210年、女真(金)120年、蒙古(元)89年、满族(清)268年…..
而现在鲜卑、女真、契丹语都已失传,满语满文也都不再实用。

虽然在北魏之后的1600多年历史中,少数民族统治有八、九百年,但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最终也都为华夏文化所同化,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其包容性,是其源远流长的原因之一?
相信华夏文化,也必将因此生机无限!

放眼当今年世界,对此格外感叹,作为华夏之人自然自豪。同为华人,若将自己置于华夏文化之外,试图逆千年之道而力图分离者,岂不可笑?

往事回忆(三十三)平山老家行

May 31st, 2019

这两年清明都未能回国。去年写了一帖: 《老家行》,讲的是前年清明回曲阳老家之行。清明期间,思绪万千,自然想起了去年11月回母亲的老家平山之行。重踏故土,回到平山东冶村,参观附近的西柏坡战争纪念馆,似乎重踏父母走过的路,也是心中对前辈的一种祭奠。

解放前夕,我和妹妹都寄养在奶妈家。我的奶妈在承德山区一家农户,对我很好,我在她家养得白白胖胖,后来就与他们家结成了干亲。但父母去看妹妹时,见她小脸黄瘦,实在不太放心,于是就把我俩都接到了姥姥家。70年代初,我和妹妹与表妹一起回过平山老家,还住了一晚。近五十年了,旧地重游,感慨万分。出国后每次回国时间都不长,也没有机会回过平山。但这次回国时间应该是最短的了,却能实现平山老家一行,还要感谢大姐事先的安排得当。

自古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平山县被称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故乡”。1937年11月平型关战役后,五台分兵,聂荣臻率领一个独立团和其它部队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的号召下,短短几天内就有1700多平山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约占初建的晋察冀部队人数的一半,其中1500人被编为八路军120师718团,这就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平山团”。8年全面抗战中,20万人的小县,却有 1.2万人参加了八路军的正规军,7.5万余人参加村自卫队、游击组,共动员抗战人数近9万人,几乎占到了当时整个县将近一半的人口。平山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抗日战争时期有14000位平山同胞遇难,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5048位。

母亲是在1937年20岁时离家前往山西孟县,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建。时任县妇救会主任,县委妇女部长。两个年轻的舅舅也都随之参军抗敌。

这次回到平山县,一路看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巨幅标语十分醒目。47年-48年间,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都陆续搬到了解放区的模范县平山。中央机关驻扎的西柏坡离老家东冶村不远,当时整个平山县几乎都成了领导中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

来到东冶村后,发现已经找寻不到记忆中的景象了,只是村边吃草的羊只,让我感觉到一种熟悉的亲切。走在村中,看到近年来村里年轻人大多都离开了,许多人家,人走屋空,屋舍荒废。七十年代我们居住过的姥姥家的庭院,也是断壁残垣,杂草丛生。虽然一位表弟将老宅买下,但因无人居住,就一直这么荒芜着。

 

(上图:东冶村边)

 

 

(上图:姥姥家故居门前)

 

东冶村还有最早的公安学校遗址(下图)、董必武故居等

 

(上图:据说是董必武故居,几年前还有牌子)

 

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是第一次见证红色旅游项目。见到参观者穿着军装,还以为他们是在表演节目呢,难免被参观者嘲笑,说实话,每次回国,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呵呵。

在纪念馆的平津战役部分,拍下了平津战役参战部队的照片,其中有父亲所在的冀热察部队。

(上图: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中的平津战役参战部队)

 

 

1999年年底,参观过初建的平津战役纪念馆,也拍下了有关冀热察部队作战部分的照片(上图)。

图中照片穿军装者为詹大南将军,穿便装者为父亲,遗憾的是,至今也还没有找到父亲解放战争时穿军装的照片。近20年了,纪念馆一定变化很大。适逢平津战役70周年,颇为感触,下次回国争取去一趟。

 

January 1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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