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非典)、H1N1(猪流感)……伊拉克危机

January 22nd, 2020
 

”武汉肺炎“让许多国人想到了2002年年底-2003年7月间的”非典“事件。

但在澳洲,我们是体会不到国内当时的那种紧张情绪的,因为对澳洲的影响实在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5人感染,无一死亡)。澳洲每年因流感平均死亡人数约为1500(有说2000甚至更多)。据澳洲国立民族台普通话节目2019年5月一篇题为《专家:今年预计将有约四千澳洲人死于流感》的报道中所说:“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有1200人死于流感,而Robert Booy教授表示,数据模型显示每一个流感季的平均死亡人数约为3000-4000人”。

事件过去17年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实际上除了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加拿大3个国家外,疫情对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影响都非常之小。而在8个月时间内,中国在境内有效地扑灭了这场疫情。现在看来,疫情的严重性与当时议论和媒体的极度反响不成比例(这应该与当时局势有关,下面再谈),可以说是人类控制疫情史上非常少见的!虽然疫情控制的迅速有效主要是归功于中国对付这场疫情的能力和方式,但媒体和舆论的过分渲染,也可以说是给疫情“打了预防针“?

相比之下,倒是6年后2009年年底-2010年在美国爆发的H1N1(猪流感)要厉害得多!

比较一下世界卫生组织事后公布的两场疫情的数据:
1)感染人数:全球8437人(非典);
                     美国59,000,000 (猪流感)(注:“猪流感”全球感染人数之多没有找到统计数据,据说当年每5个患流感的人中就有一人感染)

2)死亡人数:全球813人(非典)
全球18,500人(猪流感)
美国12,000人(猪流感)

“猪流感”也影响到了澳洲,包括小孙女当时的小学在内的许多学校都停了课。带小孙女去诊所看病,一屋子的孩子,一个个小脸蛋烧得通红,医生一看孩子脸色,迅速确诊:被传染上了H1N1!

现在,人们终于对这两场疫情有了正确的评估,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看:
“全球SARS感染者为8437人,从这个数据上看并不比普通流感病毒传播更快,而813人的全球死亡人数,更是远远低于普通的病毒性感冒,事实上,每年美国都有普通病毒性性感冒的死亡人数为30,000左右。”– 《维基百科》

6年后国爆发的H1N1持续了一年多:“造成约18500人死亡,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214个。另据美国CDC估计,截至2010年3月中旬,这场疫情导致5千9百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 《维基百科》

但相比”非典”当时的喧喧嚷嚷,对H1N1,媒体及舆论却相对非常的安静。这种对两种疫情不成比例反响的奇怪现象,在当时,许多人就认为与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危机有关。今天看更是如此,有很明显的美国政府故意转移注意力之嫌?

针对人们对”非典’的恐惧心理在舆论上的造势,是几乎与伊拉克危机同步的:

2002年11月16日:”非典”在中国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报告的患者是2002年12月15日河源市黄杏初。
2002年11月8日:“伊拉克危机爆发,联合国通过1441号决议,联合国武器检查团重返伊拉克检查。”-《维基百科》

2003年1月10日:黄杏初康复出院。
2003年2月14日:“联合国首席武器检查员布利克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伊拉克武器检查报告……但其在伊拉克境内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维基百科》

因为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失去了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理由的认可,全世界响起了反战的呼声,反战人数估计占当时世界人口的70%,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大游行(见《wiki》词条:“全球反对伊战争大游行”)。

而此时,“非典”恐怖论在媒体、网络越发传得沸沸扬扬,中国当时几乎停止了对外的所有活动……

2003年3月20日:在没有通过联合国认可的情况下,美国发动了非法的伊拉克战争;
2003年4月1日:伊拉克开战10天后,“美国政府召回来所有驻香港和广东的非必要外加人员及其家眷。美国政府同时也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到广东和香港访问。瑞士政府也禁止在香港厂商参加即将举行的瑞士钟表展……”

2003年7月11日:疫情扑灭,世卫组织公布了有关SARS的疫情数据;

而伊拉克战争一直打到现在!

今天,当舆论和媒体随着新的病毒一窝蜂涌来时,相信中国政府有17年攻克SARS的经验,有17年来人力物力资源的增长,会有效抑制和控制疫情,这场疫情也不再会引起没有必要的恐慌?

但伊朗危机呢?

September 13th, 2019

天涯共此时,祝中秋愉快!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August 24th, 2019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来自“世界不平均数据”组织,《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年》(图1A、图1B)

《报告》“指出:欧洲最好,差别最小,中国其次,美国、加拿大不如俄国,中东最差,印度逐步走向最差(图2)!

真的吗?有国内同学问,中国贫富差别的状况要好过俄国、美、加…印、中东吗?

一点没错!这也没有什么奇怪道的,毕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因是发展中的国家,比不上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欧洲因这些北欧国家,总的贫富差别要比其它地区小一些)。

 

 

 

 

 

 

 

 

 

 

 

 

 

 

 

 

 

 

(图1A,1B)


(图2,各地区收入最高的10%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图3A、图3B英文,大部分地区的贫富差别在扩大,或保持高度的贫富差别不变)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图4,全球收入不平均的加剧并非不可避免,若向欧洲看齐)
 
 
报告总结:
据该组织乐观的设想,这种全球贫富差别加剧的现象也是可逆的,若全球按照欧洲1980年以来的贫富差别走势(绿色),到2050年,50%底端(下面曲线)收入占比会逐渐增加,而1%最高收入的占比会逐渐加少,若跟着美国学,差别将越来越大(蓝色),若各国继续按目前走势(紫色),变化不大。
 
但需要改变社会制度,谈何容易?
 
补充:
 
发现在2018的报告中,没有澳洲这一大洲的数据,于是去搜索了一下澳洲不平均现状,才知原因:太差了!澳洲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比低层的70%的财富还要多!
没有拿来对比,也许是维护发达国家的面子吧?
 
下面是澳洲国立民族台SBS的中文有关报道: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往事回忆(三十五)爸妈的故事(6)与罗长子比高低

August 22nd, 2019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图:詹大南、牛树才(右)1948年在解放多伦前线)

 

有一朋友读了《往事回忆(二十六)》后,在评论中问:看徐海东和警卫员照片中(詹大南16岁参加红军时曾为许海东警卫员),詹大南也是大个子,这一比牛树才更高,到底多高啊?

上面这张照片因为一远一近,看起来两人身高差别挺大,但实际上差别不会那么大,不知道百年老将军年轻时身高多少,但父亲身高1.84米左右,所以詹大南将军也应该是个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

平津战役纪念馆初建时,需要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照片,但没有找到,只能用了一张早期的穿便装的照片(见《往事回忆(三十三)平山老家行》)。

最近4、5年一直努力在网上搜索父亲在战争时期的照片,但只找到了上面这张非常模糊的照片。

 

谈到牛树才多高,引出了一个最近人们关心的话题,也让我在读到凤凰网的一篇有关伟人们多高的文章时,觉得有些好笑。

此文以批判个人崇拜为由,“引经据典”拿出一系列照片,证明毛泽东没有那么高大,只有1.75米,因为蒋介石不到1.7米,毛泽东比他高不多,还因为他比罗长子(罗瑞卿)矮5公分,而罗瑞卿只有1.80米…..

不知道伟人们到底有多高,谁比谁究竟高多少,但很清楚我们家男孩子身高都在1.8米以上,而父亲比他们都还要高。

通过照片比人物高矮,是非常不准确的,就像上面这张照片,似乎两人身高相差不少,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照片中人的位置不同、拍照时地面的状况、拍照的角度等等,都会造成人物高矮的错觉。

而要以此错觉为依据来“论证”什么,批判什么,是不是就有些欲治其罪何患无辞之嫌?

 

由此想起了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

一次晋察冀开会,父亲可能因个子高与罗瑞卿分在一个屋子里住。一般老乡家的炕,对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长度都不是太富裕,把两个大个子分在一起,睡觉时可以稍微斜着点,或横着睡,具体他俩怎么安排的,记不太清楚了。但当时两个人都说自己比对方高,不太服气,于是跳下炕来比了一比,究竟谁更高一些呢?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总之两个人的身高应该是相差不多。

看来历史事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写的,包括伟人们的身高?

华夏文化的包容性

June 14th, 2019

读了宁稼雨 的《绪论:华夏文化的永久魅力》的短文,想补充一点:华夏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包容性是否也是其主要魅力之一?

“天下大同”,“人人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2700年前孔子的理想。 华夏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孔子之后朝政的演变。 从孔子千年之后的北魏鲜卑族开始,有一半之多的中国统治阶层都是少数民族: 鲜卑(北魏-北周)150年、契丹(辽)210年、女真(金)120年、蒙古(元)89年、满族(清)268年…..
而现在鲜卑、女真、契丹语都已失传,满语满文也都不再实用。

虽然在北魏之后的1600多年历史中,少数民族统治有八、九百年,但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最终也都为华夏文化所同化,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其包容性,是其源远流长的原因之一?
相信华夏文化,也必将因此生机无限!

放眼当今年世界,对此格外感叹,作为华夏之人自然自豪。同为华人,若将自己置于华夏文化之外,试图逆千年之道而力图分离者,岂不可笑?

往事回忆(三十三)平山老家行

May 31st, 2019

这两年清明都未能回国。去年写了一帖: 《老家行》,讲的是前年清明回曲阳老家之行。清明期间,思绪万千,自然想起了去年11月回母亲的老家平山之行。重踏故土,回到平山东冶村,参观附近的西柏坡战争纪念馆,似乎重踏父母走过的路,也是心中对前辈的一种祭奠。

解放前夕,我和妹妹都寄养在奶妈家。我的奶妈在承德山区一家农户,对我很好,我在她家养得白白胖胖,后来就与他们家结成了干亲。但父母去看妹妹时,见她小脸黄瘦,实在不太放心,于是就把我俩都接到了姥姥家。70年代初,我和妹妹与表妹一起回过平山老家,还住了一晚。近五十年了,旧地重游,感慨万分。出国后每次回国时间都不长,也没有机会回过平山。但这次回国时间应该是最短的了,却能实现平山老家一行,还要感谢大姐事先的安排得当。

自古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平山县被称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故乡”。1937年11月平型关战役后,五台分兵,聂荣臻率领一个独立团和其它部队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的号召下,短短几天内就有1700多平山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约占初建的晋察冀部队人数的一半,其中1500人被编为八路军120师718团,这就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平山团”。8年全面抗战中,20万人的小县,却有 1.2万人参加了八路军的正规军,7.5万余人参加村自卫队、游击组,共动员抗战人数近9万人,几乎占到了当时整个县将近一半的人口。平山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抗日战争时期有14000位平山同胞遇难,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5048位。

母亲是在1937年20岁时离家前往山西孟县,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建。时任县妇救会主任,县委妇女部长。两个年轻的舅舅也都随之参军抗敌。

这次回到平山县,一路看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巨幅标语十分醒目。47年-48年间,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都陆续搬到了解放区的模范县平山。中央机关驻扎的西柏坡离老家东冶村不远,当时整个平山县几乎都成了领导中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

来到东冶村后,发现已经找寻不到记忆中的景象了,只是村边吃草的羊只,让我感觉到一种熟悉的亲切。走在村中,看到近年来村里年轻人大多都离开了,许多人家,人走屋空,屋舍荒废。七十年代我们居住过的姥姥家的庭院,也是断壁残垣,杂草丛生。虽然一位表弟将老宅买下,但因无人居住,就一直这么荒芜着。

 

(上图:东冶村边)

 

 

(上图:姥姥家故居门前)

 

东冶村还有最早的公安学校遗址(下图)、董必武故居等

 

(上图:据说是董必武故居,几年前还有牌子)

 

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是第一次见证红色旅游项目。见到参观者穿着军装,还以为他们是在表演节目呢,难免被参观者嘲笑,说实话,每次回国,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呵呵。

在纪念馆的平津战役部分,拍下了平津战役参战部队的照片,其中有父亲所在的冀热察部队。

(上图: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中的平津战役参战部队)

 

 

1999年年底,参观过初建的平津战役纪念馆,也拍下了有关冀热察部队作战部分的照片(上图)。

图中照片穿军装者为詹大南将军,穿便装者为父亲,遗憾的是,至今也还没有找到父亲解放战争时穿军装的照片。近20年了,纪念馆一定变化很大。适逢平津战役70周年,颇为感触,下次回国争取去一趟。

 

January 1st, 2019

新年好!

往事回忆(三十一)感念晋察冀前辈

December 29th, 2018

抗战期间,父亲(牛树才)于1939年10月调至晋察冀一分区,任地委组织部长。母亲(张文秀)在1940年4月调至一分区地委任妇委副书记,兼专区政府妇联主任,而当时的一分区妇委书记由父亲兼任。父母因此在一分区结识。1942年9月,母亲调离一分区,到晋察冀边区抗联,任妇女部副部长。同年,父母结婚,但直到1944年,为照顾夫妇关系,母亲才又调回了一分区,任一分区边区抗联组织部长,但时间很短,当年九月,晋察冀成立了四个二级区委和军分区,父母一起调往冀察区。

(以上内容参考了父母手稿)

父母在一分区、晋察冀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期间的艰难困苦,也与晋察冀前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战争时代的这种友情,是生死之情,纯朴直率,延续一生一世。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后,与晋察冀的这些前辈,接触多了一些,也深深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种不分彼此的深情厚谊。

记得在北京我们见过张苏伯伯、李葆华叔叔、白文治叔叔、孙敬文叔叔、章蕴阿姨、李宝光阿姨……等不少前辈。荀昌五伯伯是父亲老乡,他们从年轻时结下的同志情谊更是深远。

当时走动比较勤的还有赵进叔叔(曾任聂荣臻秘书)和王晏旭阿姨夫妇,每次见到王阿姨她总是慈祥地问长问短,和蔼可亲的王叔叔见到我们更是十分高兴。

还有一件“雪中送炭”的往事,想起来,难免动颜。

当时母亲在衡水工作,父亲还没有分配工作。一次,父母从衡水来北京,住在赵叔叔、王阿姨家,临走时,无意中说到在衡水买不到取暖的炉子,赵叔叔听后马上把正在使用的炉子里的火熄灭,炉子很烫,他就把炉子搬到院子里,放在雪地上滚动降温,以便父母能够马上带走……

但在到北京工作之前,我们与这些前辈们接触不多,父母生前也很少跟我们谈及战争时期和解放后的往事。

作为后代,在晋察冀一分区的前辈中,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王国权夫妇(王叔叔在1942年晋察冀实行“一元化领导”之前,任一分区地委书记),大概是1955,56年期间,父亲调到上海时间不长,一日,王国权叔叔和夫人常玉林阿姨带着4,5岁的儿子来访。王叔叔身穿呢子大衣,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温文尔雅,气度不凡。当时他要出国,说是要带上我们姐妹三人中的一个,还问他的儿子喜欢哪个姐姐,想带谁一起去国外……。

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写过,说当时要带我们之中的一个出国,可能就是逗着我们玩?不过最近与姐妹谈起此事,才知当时王国权叔叔是认真向父母提出的。常玉林阿姨与父亲同乡,父辈之间情同手足,所以父母也认真考虑了此事,还问过妹妹是否愿意与王叔叔一起出国。但我妹妹说不愿意,估计父母也真有点舍不得,因此作罢。那次应该是王国权赴东德任大使之前,在上海相会,是否专为此事,就不太清楚了。

到北京工作后,常见到任二机部顾问的张献金叔叔(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曾任一地委社会部长等)。他经常闲赋在家,我周末有时去他家玩,与他的女儿们也就成了朋友。张叔叔与我们这些晚辈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说说笑笑,非常亲切和蔼。

父亲被“解放”较晚,77、78年时还未分配工作,曾在北京小住。他还请张献金叔叔到我们那个被化学所职工称为“鸡窝”的小平房里吃了一顿午饭,张叔叔对我爱人的手艺赞不绝口。

80年代初,我曾与弟弟一起登门拜访过王建中叔叔(时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一进门,王叔叔见到弟弟就感叹道:“和大牛同志年轻时一个模样!“ 。聊天中,王叔叔与我们谈起了父亲,对父亲不乏赞美之词。虽是屡建战功的军人,但王建中叔叔谈吐儒雅,通晓诗词,虽然话语不多,但热心诚恳,他为人的和善与谦逊,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记得是在70年代末,我到张献金叔叔家玩,他说我带你到杨成武叔叔家去吧,我想他可能有什么事要谈,就跟着一起去了。到后,先与赵志珍阿姨在客厅里聊了一会,杨成武司令从另一个房间进来,介绍后,他握着我的手仔细端详,亲切询问。我很少听父母谈及这些前辈,父母也从来没有带我们去见过他们,因此不了解父辈间的关系,当时比较拘谨。

但听我妹妹说,一次开会,偶遇赵志珍阿姨,我妹妹自我介绍后,赵阿姨拉着她的手,非常亲切热情,像见了久别的孩子,让我妹妹十分感动。

而我姐姐最近找出了赵阿姨在我父亲去世后给她写的一封信,读后,又一次体会到这些父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和爱护:

往事回忆(三十一)感念晋察冀前辈

(图1)

往事回忆(三十一)感念晋察冀前辈

(图2)

往事回忆(三十一)感念晋察冀前辈

(图3)

图1、2、3,是赵志珍阿姨在1990年给我姐的回信。

我以前没有见过赵阿姨的这封信,那封信是写在1990年父亲去世之后。读到满纸的关爱之情,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分。

在这封信之后,我们谁也没有再见过杨叔叔与赵阿姨,主要是不愿为我们自己的事去打扰两位前辈,但现在想起来相当后悔,颇为伤感,思念之情,难以言表!

这些从抗日到解放战争一起走过来的前辈们,他们相互了解和理解,在困难时,也是相互关心和惦念着的。杨成武叔叔在一分区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养病期间,父亲曾代理一分区地委书记,因这些战时的相处与理解,杨成武叔叔常以“外圆内方”一词评价父亲。

父亲54年因华东局变故,受到不公正待遇,从安徽到上海之后,晋察冀、一分区的许多老同志,为此不平。中央为父亲平反后,杨成武叔叔在上海见到父亲时,还很有些埋怨地说:“这些事,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一分区大家都在问你呢!“

父母与晋察冀、一分区前辈们在战时凝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和爱护,正是他们浓于血的战友之情的延续。

重新启动

December 28th, 2018

这两年一直在新浪上写博文,最近被禁言了,只好重新启动这个博客。

所写博文从来没有违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诉所的事都是有史可查,有据可查的。

而且热爱祖国,赞扬中国的成就,没有负面的内容,我这样的博客被新浪查封,难怪不少博友说新浪是XX企业呢?

圣诞节的随笔

December 26th, 2018

最近整理资料,见到了父亲 五十多年前写的几页随笔。

那年圣诞节时,单位给我父亲送了两盆花,花师傅介绍说是圣诞花,当时父亲不知道此花也叫一品红,因此对西方传统宗教节日对共产党人的影响,颇为感叹,曾草书随笔几页:

 
 
 
 
 
 
 在随笔中父亲提到,巧得很,圣诞节也是我弟弟的生日。弟弟从小就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生日前一天,提出要求,过生日时要吃面。

父亲当时因两年前突发心肌梗塞,已辞掉了领导职位,虽然重病在身,但为祖国建设出力的雄心依旧:
“仍然觉着前途很远,任务很重,正在青春,正在壮年”!

 读后,父辈的为国献身、他们的自强不息,让自己深感惭愧!

时代不同了,远在异国他乡,随乡入俗,三十年来,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只是又一个公共节假日,但几页五十多年前的随笔,却让这个圣诞节有了更多的沉思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