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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September 15th, 201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 - Copy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

Sunday, August 7th, 2016

转自:2016年03月30日 09:05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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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唯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 萨苏 提供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

■许 述 唐文超

70年来美国做出6次重大战略误判【转帖】

Saturday, June 4th, 2016

来源:《国防参考》微信公众号作者:刘明福责任编辑:吴昊

2015-08-29 09:52

摘 要

中国有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来形容美国,那就是: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心在偏见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二战结束后的7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6次之多。

美国缺乏“中国通”,美国常是“中国盲”。中国为什么对美国来说总是一个谜?美国为什么老是读不懂中国、看不透中国、判不准中国?

《环球时报》2008年5月20日第11版的《在亚洲,美国为何总收获失败》一文中指出:“美国的亚洲外交似乎总是处于‘失败——总结教训——再失败——再总结……’的无休止轮回中。在欧洲屡试不爽的均势战略、民主改造、和平演变等手段,在亚洲不是遭遇失败,就是收效甚微。”

“比较美国的欧洲与亚洲战略,欧洲战略显然更为成功。诸如取代英国坐稳世界霸权、坐收两次世界大战‘渔翁之利’、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建立北约、成功改造德国、演变东欧和苏联,直至取得冷战胜利,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作为欧洲移民国家,美国的欧洲战略之所以相对较为成功,在于美国对欧洲的认知和理解相对较为准确,文明与制度的相似,使其战略获得欧洲认同的程度也较高。相反,亚洲地缘政治复杂,文明与族群多样,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多元,社会制度差异普遍存在,亚洲是全球性、地区性矛盾汇集之地,而美国对真正的亚洲却缺乏了解,以致不断制造‘文明冲突’。美国或许可以成功地担当西方的领导角色,但却无力领导亚洲。”

中国专家的上述分析,很有见地。美国能够摆平欧洲、美洲、大洋洲,就是不能摆平亚洲。对于美国来说,亚洲是一个谜,中国更是谜中谜。美国在亚洲的失败,基本集中了美国外交失败的记录。而美国对中国的误判,又成为美国在亚洲所有误判中最带有战略性和经典性的误判。那么,在中国,美国为什么总是收获“误判”?

《洛杉矶时报》曾经提醒美国政治家:中国是一个既让人害怕,又让人着迷的国家。美国必须找到正确的中国政策,不仅在这周不能犯错,这个月不能犯错,这十年不能犯错,即使在未来一个世纪,也不能在对华政策上犯错。

中美关系,每天都不能犯错误。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无与伦比。

但是,人们看到,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总是“习惯性地犯错误”,总是“犯习惯性的错误”,美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犯错误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曾说:“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象不到的。”

中国有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来形容美国,那就是: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心在偏见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二战结束后的7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6次之多。

 

第一次误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

二战后,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能赢得中国?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作出“扶蒋反共”的错误决策。

早在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多次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毛泽东曾经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次讨论战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形势和对美国政策的建议。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取得成功的希望甚微,国民党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令人满意的改组,国民党反人民的政策必将导致战后中国的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内战。毛泽东希望美国不要给蒋介石提供先进武器打内战,不要支持国民党的腐朽政府。

当时,美军观察组向美国国内提供了大量军事、政治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由于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甚至断言:“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

因此,观察组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要给延安以援助,以便“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他们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

在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合作中,美国方面的代表史迪威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说到做到。”但是,这些理智的结论和主张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朝向“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

194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1945年2~4月回美国述职,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军阀”,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这种主张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1945年4~5月间,是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性地倾向于国民党一边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拐点。此时的美国,在即将战胜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下,在战后对付苏联的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在美国国内反共气氛开始猖獗、美国国务院中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员大换班的情况下,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大格局基本确定。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警告说:“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这时候还没有点美国的名字。

但在1个半月后的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在美国1945年上半年“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警告美国“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丝毫不差。美国政府花费超过60亿美元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图谋,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这次错误的结果和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中国,得罪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美籍华人学者邹谠在他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的 “前言”中说:“衡量失败的标准,并不是中国的丧失。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经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美国曾经幻想并且相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建立联合政府……”

著名的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摩根索在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所作的“序”中说:“对我们集体的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是真正的创伤体验。它造成了类似神经病和精神病的症状,并且使人想起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神经病患者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而精神病患者则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是却对此闷闷不乐。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则患了精神病。只有为数极少的、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揭示我们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向和民众意愿的政策”。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缺陷,揭示了我们外交政策的一种风格,它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特征

在大战略家摩根索看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预测和错误决策,根源在于美国领导集团中有两类“政治病人”,一类是“精神病患者”,一类是“神经病患者”。有了这两类“病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就必然思维错乱。

 

第二次误判:中国人敢出兵朝鲜吗?

中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这使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也具有传奇色彩。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是否出兵,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15日,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挺进。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另一点是:“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尽管新中国领导人发出清晰严厉的警告,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前线统帅,都认为新中国根本没有胆量和力量与美国军队作战。美国方面在10月3日当天,就收到了潘尼迦通过外交途径转来的中国信息,但是对其不以为然。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警告”而已,并非中国“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中国出兵进入朝鲜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美国对这场战争已经“赢定了”。

1950年10月4日,美国通过驻印度大使转达美国政府的回应,一方面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冲突,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杀机毕露,威胁中国不要低估美国全力支持太平洋地区国际和平的决心。于是,美国继续挺进“三八线”。

杜鲁门的女儿在为他的父亲撰写的传记中写道:当时杜鲁门问麦克阿瑟将军:“中国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将军回答:“可能性很小。”并且说,“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我们现在不再担心他们干涉了。我们无须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也许不到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沿岸。只有5~6万人可以渡过鸭绿江。他们也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有自己的空军基地,因此,如果中国人试图攻下平壤,那一定会遭到最大的伤亡”。

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由于我们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我本人军事上的估计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经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这样,他们要冒的由于给养短缺而毁灭的风险就太大了。”

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的对手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强国,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只有61万吨。美国军队一个师有959门火炮,140多辆坦克,3800多辆各种车辆。志愿军一个军只有522门火炮,临时配备有100辆左右汽车,没有坦克。制空权和制海权都在美国军队手里。

毛泽东在谈到朝鲜战争时说:“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3个师才有50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

1950年10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会谈后,发表广播讲话说:朝鲜共产党进行有效抵抗的力量不久就要结束了。美国错误地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军力薄弱,根本不敢出兵迎战。麦克阿瑟声称,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

结果,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美国上将克拉克后来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第三次误判:苏联解体,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

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的终结”成为西方的一种政治结论。苏联垮台以后,中国将是“第二个苏联”,也成为美国政治家们的坚定信念。但是,历史又一次愚弄了美国。今天的人们已经看到了结果: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崛起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反而是美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正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下一个垮台的国家应该轮到中国了。冷战的胜利,使美国政要们欢欣鼓舞。

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出版了《大失败》,虽然他在《大失败》书里,在对相关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类比中,承认中国的发展好于印度,但是仍然断言,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将彻底失败。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西方和西方观念的胜利首先明显地表现在,根本没有能够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思想体系。所以,世界不管怎样都将变得更加‘西化’。”

在福山看来,没有任何政治价值能够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竞争,苏联的解体说明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站。而西方民主的扩张,也似乎证明了“历史的终结”不是虚言。人们看到这样一张“世界民主国家版图”,那就是,苏联的解体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所谓第三波“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图为基辛格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与前来迎接的叶剑英<

根据统计,世界“权威主义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而在同一时期,世界的“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而部分“民主政体”也从7.5%上升到26.2%。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中国不走西方之路还有出路吗?

而历史的精彩就在于,历史的终结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历史,新的创造性的历史在中国开始了。中国在僵化的苏联模式和危机的美国模式之外,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条新路振兴了中国,繁荣了世界,也震动了美国。

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

美国在冷战后对中国前景的预测为什么又成为一个新的错误判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僵化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都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在对苏联,还是在对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都具有优势的真正秘密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了美国和苏联两种主义的积极成分,再加上中国的好东西。中国是采世界百花之精,酿中国特色之蜜。

中国是集中世界各种主义中的精华来振兴自己,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美国则要用自己国家的一个主义来更新世界,美国路子只会越走越狭窄。

第四次误判:“市场化”必然使中国“自由化”

改革开放将导致中国和平演变,中国将沿着市场经济大路,在与世界接轨中,进入西方轨道——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又一次战略误判。

西方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中国接受了西方创造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冷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坚定地相信,随着中国自由市场的发展,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软化和消失。但是,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实行市场化,却没有自由化,没有被西化

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2010年出版的《拒绝道歉》一书,是他竞选总统的政策宣言书,也体现了他对美国战略困境的思考。他说:“我本以为会看到许多中国人不满中共的统治,并且对于西方的自由抱有强烈的向往,但是当我200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学生交流时,我发现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学习美式企业的经验,而不是促进美式自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胡锦涛主席准备致辞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这也许是中国民族自豪感与新经济机会的体现。”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经刊登文章:《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十年了》,作者马丁·雅克指出:“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是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西方化。但是,影响现代化的不仅仅是市场、竞争和技术,还有历史和文化。而中国的历史文化迥异于任何西方国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超越西方现实、经验和概念的局限。”

只要中国实行“经济市场化”,就必然走向“政治自由化”——这一西方定律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判,是由于美国人没有看到市场化和西方化的本质关系,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与西方民主模式可以分离,经济上与西方接轨,不等于政治制度一定要与西方接轨。

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经济市场化,但是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到现在相对有效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市场经济。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必须建立和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但是,当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纠正对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误解后,资本主义国家却陷入一个新的误解,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只与西方政治体制相联,一个国家只要在经济体制上搞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上就必然成为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因此,谁搞了市场经济,谁就必须和必然搞西方的政治体制。

西方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西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之母,中国市场经济化,必然是“民主政治”化。而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只要市场经济,不要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的分离。

在中美政治博弈方面,西方社会主流观点曾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富裕起来以后,必将出现西方的“政治自由化”,中国将作为温和的大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发挥建设性作用。

冷战后,美国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对中国崛起听之任之,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精英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市场化就会导致“自由化”,全球化就会加速“美国化”,会使美国价值观风靡世界。

小布什和克林顿总统,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将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看作是改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途径。他们都把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作为输出美国价值观的载体。但是这是重大的理论误解,会导致重大的政治误判。

一些美国学者反思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对美国的政治“软实力”构成挑战。他们认为,中国“享受市场经济红利却未实现民主化”,在亚洲造成“消极示范效应”,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号召力和美国在亚洲的地缘影响力。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们开始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后,价值观也将与美国和欧洲接近的预测不过是天真的幻想。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破除了只有西方民主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神话。而世界民主进程的发展,也说明在全球推行西式民主的失败。根据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有100个国家,从“权威主义政体”转型到“民主政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于20个国家的“民主转型”比较成功。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事实说明,在西方国家,“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被强力推行的西式“民主”往往与政局动乱、落后贫穷联系在一起。美国锁定一些所谓非民主或者欠民主国家,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对他们进行“民主救助”,结果多是灾难性的。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图为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和邓小平在华盛顿白宫会谈前交谈。

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中国,将超越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这使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性和神圣性不仅受到空前挑战,而且必须从“神坛”走下来,成为世界多样化政治制度系列中的一种普通模式。

 

第五次误判:中国将在“崛起”中“崩溃”

“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只能做“普通大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认为中国必然会在崛起的过程中崩溃。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崩溃论”一直流行美国、误导世界。“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的误判,是对美国战略决策的误导。

即使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大战略家,对中国崛起的误判也是惊人的。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

2011年,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新书《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纠正了自己的误判。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未来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考虑到中国最近的表现以及历史成就,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会突然停止的想法是草率的。回想1995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年是中国30年经济腾飞的中间点),有几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竟然提出,中国到2010年会像苏联那样落入同一条可怕的阴沟,因为苏联在30年前的60年代宣称自己到了1980年就会超越美国的经济实力。如今,即使疑心最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阅读这两段话,感觉就是在预测中国的问题上,当时的布热津斯基在批评15年前的布热津斯基。

旁观者清。2010年3月29日俄罗斯《专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全速前进》,该文作者强调:“错估中国是西方重大战略失误”,“没有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潜力和野心,这恐怕是西方近20年来所犯的重大战略失误”。

“多年来,西方重要战略家一直在自欺欺人。‘中国很重要吗?’——这是1999年美国著名杂志《外交》中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作者是被公认为‘中国通’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杰拉尔德·西格尔。他预测,‘中国仍然将是一个普通大国’,他的预测受到华盛顿的认同。其实,他们都无视了中国在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超乎想象的坚决和深思熟虑。”

中国在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

“美国人只能安慰自己:中国仍然不太强,它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但是10年过去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的GDP从1999年的4.8万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8万亿美元。中国以最小的损失挺过了2007~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且并不打算停下发展的脚步。”

“根据美国估计,美国能够在战争中打赢中国的最后期限是2017年。况且,如今美国根本不想与中国交战。同时,它也不知道如何用和平方式控制中国。”

“中国在10~20年后会成为全球领导者吗?它到底有多强大?它的弱点又在哪里呢?”“不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西方文明地区的没落,将使中国更有机会在最近30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但是现在对于这一点妄加猜测是没有意义的。眼下中国还需要好好努力。”

美国的骄傲和对中国的偏见,决定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崛起的能力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估。从1997年到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了5个“全球趋势报告”,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以预测未来15年为目标。美国从经济上预测中国,开始是集中在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后来是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衰退的可能性以及将会带来的后果。

在1997年美国发布的《201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权将继续面临税收困难,由于7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现代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0年发布的《2015年全球趋势》报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并不看好。报告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需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还有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都将在中国引发更多更新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但在2004年发布的《2020年全球趋势》报告即指出,“中国以庞大的人口为基础,到2020年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看出的是,美国在2004年仍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提前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

 

第六次误判:中美关系是“第二场冷战”

美国在21世纪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中国、包围中国。

美国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与美国争霸;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会在全世界像美国那样称王称霸。以美国之心度中国之腹,使得美国一些人非要把正在崛起的中国定性为“第二个苏联”,非要把中美关系搞成“第二场冷战”。

虽然,在美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这样的冷战思维,例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就提出,要建立中美“太平洋共同体”。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加紧构筑“太平洋封锁线”“太平洋包围圈”。美国在战略误判的指导下,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美国今天误判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中国到底是谁?中国会是“第二个苏联”吗?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吗?其实,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

21世纪的中国,不是一个与美国搞冷战的“新苏联”,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中国不是一个要称霸世界的“新美国”,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中国是一个超越美苏冷战、超越美国霸权、也超越自己的一个21世纪新中国。这三个超越,就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超越了“帝国国家”“霸权国家”的“强而不霸”的新型国家。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没有英国帝国印记、没有苏联霸权痕迹、没有美国单边主义特征、也没有中国古代朝贡思维的新型国家。中国的崛起,将让世界告别帝国传统、告别霸权时代,将开辟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帝国、无霸权的新时代。

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和包围中国,因为这将浪费美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不仅给中国、也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幸,是损人也害己的行为。

美国是不是没有“中国通”呢?美国在二战后,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的确是错误的判断多于正确的判断,错误的决策多于正确的决策。面对中国这张考卷,美国的考试成绩很低,也可以说是不及格的。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确缺乏“中国通”。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预言和判断,只有两次是成功的。一次是拿破仑的中国论——就是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就会震撼世界。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中国这头“睡狮”,真的已经醒来,已经震撼世界。第二次是尼克松的中国行,他认为现代世界不能把红色中国隔离在外,他亲自走上打开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物。而美国今天的政治家依然在享受这次破冰之旅的战略红利。

评论:这是一篇非常有哲理的战略分析文章,从国际格局来观察中国的国际战略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身的毛病如何治疗,需要有一个更加正确和创新的国内战略呀!

杨成武1941年反扫荡中的故事(节录)

Wednesday, April 6th, 2016

转自YANXIN博客

1941年反扫荡,早在8月初,杨成武未雨绸缪,已经预先将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那些没有战斗力的文职干部进行了疏散。这些干部,当年就像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或者有组织隐蔽(大都是不熟悉易县本地地形的外地干部)、或者分散隐蔽(几乎都是易县参加八路军的本地干部)。但是在日伪军大扫荡的反复冲击中,一个月后,到9月初,原属于“有组织集体隐蔽”的那些外地干部,许多人已经与大队失散,在三三两两的自由聚集起来自己游荡。

细心的人如果总结这段历史,可以从中发现明显的历史差异。

在1941年大扫荡以前的1939、1940两年,杨成武都是亲自率领一分区机关大队进行转移。而且,1939、1940这两年转移的地点,都是完县与唐县的结合部,毗邻葛公村的洪城村一带。唯独1941年的这次反扫荡转移,杨成武已经明显感觉到形势的严峻与危机,所以由他亲自带领转移的队伍被大大缩小,从原来的两百多干部减少到五十余人。这五十余人,只涵括了三种人: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掌握电台和密码、文件的机要干部,以及帮助掌握部队、指挥作战的军事辅助干部。没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政工干部不涵括在内。

鬼子的大扫荡在即,一分区政治部那些没有武装的干部们都在哪里?

他们在政治部总支书记朱利的带领下,上了狼牙山,跟邱蔚带领的一团团部的干部们在一起。在朱利带领的这些集体行动的政治部干部中,基本上都是由不熟悉易县地形、也不熟悉易县当地口音的外地干部组成。

那些易县本地参加八路军的干部都在哪里?

他们大都选择了自己寻找地方的隐蔽方式。而他们选择的地方,是由易县本地人组成的二十五团控制的地区,易县西部的富岗、牛岗一带。那时有传言说:担任扫荡鬼子向导的赵玉昆伪军部队,大都由易县子弟组成,很多人的亲戚、乡亲、邻里都在二十五团,所以大扫荡中二十五团的处境和控制地区应该会好一些。

这就是1941年大扫荡,前后共计六十六天,为史上时间最长。但你从杨成武布置作战任务的部队中、从一分区史的作战记录中、从战后一分区向晋察冀军区的总结汇报中,都找不到有关二十五团的任何记载,这是当时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

平心而论,客观地说,1941年开始的日军大扫荡,失去了大规模有组织主动还击能力的八路军只能避开日军锋芒,“游而不击”的隐藏躲避。当时,一分区干部主要面临着三种状况:成功隐蔽躲避开日军主力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为最好的结局,第一种状况多发生在熟悉易县地理环境的本地干部的身上;虽与敌发生冲突但能及时避开而少受损失为第二种状况,比如杨成武亲率的一分区机关大队;被日军围住损失惨重但仍有不少人能最后脱身为第三种状况,多发生在不熟悉易县、涞源县地理环境的外地干部身上。蔺柳杞,还有解放后担任吉林省文物局局长的吴文光都在其内。

这些与大队失散后三三两两自己游荡的干部们,确切数字不知道有多少?偶然中,与杨成武亲自率领的一分区机关大队相遇,那种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但这种偶遇,也使得杨成武的机关大队从原来的五百多人,骤增到七百多人。而且,新增加的这一百多人近二百人,大都是没有战斗能力的文职干部。

好了,当初疏散一分区非战斗人员,成立杨成武亲率的这个机关干部大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优先保护领导干部和指挥机关的安危吗?你们这许多非战斗人员一汇合,不就违反了当初的初衷吗?

当时忧心忡忡的参谋长黄寿发,悄悄拉着李青川向杨成武汇报:如何处理这些汇集而来的非战斗干部?是留下?是疏散?还是原地坚壁?据说杨成武想都不想,坚决地回答:这些干部都带走,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嘛,为什么还要分开?

在这以后,杨成武带领的这七百人大队从涞源县经易县、满城县、完县南下,打算隐蔽在唐县、完县的结合部地区。这个地区,杨成武的一分区在1939、1940年屡次在此地隐蔽,鬼子很少来。但1941年的情况不同,杨成武行进的完县花塔山地区的时候,发现误进到鬼子的包围圈里,于是迅速折返,这才有了梯子构突围的故事。

依旧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些昔日的一分区干部们齐聚在杨成武的家中,畅谈起往事,感慨地说:当年不是杨司令心存善念,拉上我们一起走,有多少人根本看不到今天的场面?

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作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由于他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所决定的,而是他的道德的展现。所以,共产党领导干部中有许多“坏得掉渣”的人存在,就清楚说明了这个道理。

 而一个人道德的展现,往往在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微小事情上面。“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深思、自重。

Thursday, March 5th, 2015

元宵节快乐!

Friday, February 20th, 2015

 2015

吉祥平安

快乐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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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有菜了!【转帖】

Saturday, February 14th, 2015

转自《天下资讯》

题目稍有改动
SG1 SG2 SG3 SG4 SG5 SG6 SG7 SG8 SG9 SG10 SG11 SG12 SG13 SG14 SG15 SG16 SG17 SG18 SG19 SG20 SG21 SG22 SG23 SG24 SG25

 

 

 

 

 

 

微信 – 浑沌江湖【原创】

Sunday, January 25th, 2015

上微信好几个月了,开始时觉得挺有意思,除了免费通讯这一大优点之外,每日还能看见和听到不少有趣或美丽的东西…
隐约中似乎有了初上网络,刚开博客,刚入论坛时的那一份新奇和兴奋。
但短短几日,就发现自己恢复到了目前对待论坛,博客,网络的态度:少了许多的热情,多了不少的质疑

微信与之前的网络有一点不同,就是微信圈内基本都是日常生活中交往的朋友,甚至也有一些至交。不像论坛上(自己是球迷论坛常客,呵呵),谁也没见过谁,即使撕破了脸,似乎撕的也不是自己的脸皮?但在微信上,若对朋友们的转帖常常提出质疑的话,不仅自己觉得不太礼貌,也还真有可能伤了朋友间的和气?

所以比较小心谨慎,只是网络上混久了,沾染了一些“恶习”,直来直去,快意恩仇的,有时兴起,就会忘掉许多顾虑
这样,确实会有一点小小的苦恼,因为微信这个新的网络江湖,混沌初开,相当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中文微信,似乎还是鱼多于龙,泥多于沙?

朋友的转帖不点,不赞,不转也就罢了,但如果你明明知道某个帖子的危害或不实之处,却又不想指出的话,那感觉真是有点如鲠在喉?

于是忍不住…

最初是看到朋友转了一篇关于治愈腰间盘突出症的帖子,说是可以不用花钱,有最简单的治疗方法…帖子只是笼统介绍了几个动作:什么俯卧沉腰法(俯卧鱼跃法),仰卧沉腰法…看后很有些紧张,赶紧微信那位朋友:不要继续转了…
文中介绍的这两种相反动作,的确对不同类型的腰间盘突出症有疗效(间盘突出方向不同,压迫不同腿部的神经),但两种动作是针对两种完全相反方向的间盘突出…这个帖子可能是断章取义了,只介绍了动作,没有提针对性,若不知情,按文中所说,做反了,或盲目地两种相反动作一起做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雪上加霜
我和老公还有弟弟都得过腰间盘突出症,压迫神经疼痛难忍。幸亏我们分别碰上了不同的专家,都很快痊愈。但医生对我们以后生活应注意什么的告诫,则是完全相反的!比如我的医生告诉我,一辈子也别做往后仰的动作(我是因为作后仰锻炼引起的间盘突出);而治愈弟弟的那位专家则告诫他一辈子也不要弯腰(因为他可能是上楼弯腰提重物引起的)….

这是第一次在微信上对朋友的转帖提出质疑…

但后来有些见多不怪了,对朋友转的一些不怎么清楚的帖子,若觉得影响不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去查了。比如什么转基因食品今天有害明天无害啊(在澳洲只要一般市场上卖的,我们就放心去买,管它转了还是没转),还有什么喝咖啡好还是不好啊(习惯早上一杯咖啡,觉得很享受,从精神上讲,肯定利大于弊,也就不管其它了),更不会管它是早上锻炼还是晚上锻炼好了(反正自己早晚都不锻炼)…

但前两天看到一个关于素食怎么好的文章,又激发了自己的好奇心

本人虽不是素食者,但目前基本食素,随着年纪增大,对食肉越来越不那么感兴趣。虽然小时酷爱吃肥肉,但现在除了偶尔去餐馆梅菜扣肉放肆一下,平常对餐桌上的肉菜常常视而不见…所以本人对提倡素食,是基本持赞同态度的。

提倡任何好的东西,都是对社会一种负责而积极的态度,但在提倡过程中,只有尊重事实才有说服力?

在这篇提倡素食的文章中,为了证明食素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和智慧,素食后甚至更聪明等,举了一些素食名人的例子:xx,xx,xx…都是在素食之后,思维更敏捷,创造力更强…让我惊讶的是爱因斯坦,牛顿这两位本人心目中最伟大的科学家居然也在此一列!

相当好奇,于是上了最权威的“国际素食者联盟”(International Vegetarian Union  -IVU)的官方网站

仔细读去,才发现此文作者在引证时不太小心,没有认真考证,虽不一定是故意篡改,但无疑是在误导。
于是,一篇本来有积极意义的文章,就因此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关于爱因斯坦是否食素,IVU官网上是这样介绍的:
最近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来看,爱因斯坦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才开始食素,尽管他自己在实际行动之前一直提倡素食。
下面这封信是他在去世前一年(1954年3月30日)写给Hans Muehsam的:

“目前在我的饮食中,既没有脂肪,也没有肉类和鱼类,但我感觉很不错。对我来说,我一直认为人类本不是食肉动物。”
而在1953年8月他给Max Kariel 的一封信中则是这样写的:
“我一直是有些内疚的肉食动物。”(吃着动物的肉)

官网上还有关于牛顿是否食素的材料,就不在此引证了。总之就是关于牛顿素食的猜测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他也只是在生命的最后5年,在健康状况非常差的情况下,有可能在饮食上有了一些特殊的要求,但是不是食素,也不是太明确。

只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当一个苹果掉在牛顿头上时,他和发明相对论时的爱因斯坦是一样的,他俩都是肉食者Emoji

以前以为达赖喇嘛一定是素食者,但这个网站上的一些资料,对此也纠了偏:
1999年的一份发表的材料上曾指出达赖喇嘛只是在达兰萨拉(Dharamsala)时才食素,在其它地方则不然,虽然他提倡素食。
知名素食者詹姆斯・保罗・麦卡特尼爵士曾就此挑战达赖,让他坚持吃素,但达赖回答说,他的医生告诉他需要吃肉…
于是麦卡特尼爵士回信达赖说:你的医生们都错了!

………………………………..

质疑别人的帖子,需要有理有据,于是你自己就需要认真去考察,去翻阅…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不过这么多年来,虽然上论坛,写博客,这种质疑的态度让我学到了许多,但微信不一样,因为朋友间的友谊是需要维护的,为了这些浑沌江湖中的龙鱼或泥沙而影响到来之不易的友谊,绝对不怎么值得?

于是决定,今后微信上,只点,只赞,只转Emoji

 

Thursday, December 25th, 2014

新年好!

中国古村落【转帖】

Friday, December 12th, 2014

转自:拾文化

2014-12-11 拾文化

《老桥》彭学平

作者拍摄于古都丽江,作品采用低角度的光影来表现老桥石板的质感,以表达古都丽江的历史和沧桑。

 

 

《放牧古村》刘奕

作品摄于贵州黔东南卡寨,座落在一座地势险要的半山腰上,远远望去,寨上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楼房锁在烟雾中时隐时现,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儿童放牧的欢腾场景,为神秘的古寨增添了生活的气息。

 

 

《徽韵》林学军

作品拍摄于2009年8月,拍摄于婺源县古坦乡的菊径村,黛瓦、粉壁、马头墙的房屋,在侧逆光的照射下非常有婺源徽派建筑特色,强化古建筑的韵味。

 

 

《高原祭坛》黄俊英

作品拍摄于2011年甘肃省玛曲县阿万仓乡,该乡周围的山头上有许多祭坛,是藏民们祭祀时的神圣之地,祭坛上雕刻精美浮雕画极具民族特色。

 

 

《古宅春秋》胡平华

作品拍摄于四川成都锦里,门口的两个石狮的图片和当天拍摄的枯树枝的图片通过叠加和调色的手法合成了这幅作品,演绎出历虽经风雨却仍魅力依旧的古宅风貌。

 

 

《神圣》杜进

作品拍摄于2011年5月,西藏玛旁雍错是圣地的“世界中心”,是人类心灵深处最美的圣湖,作者在牛头骨环绕的天地中感受着,在这里,每一眼都是震撼,每一眼又都是美丽。

 

 

《沧桑》陈道庆

作品拍摄于福建省永定县抚市乡,抚市乡方型土楼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本图土楼因火灾残破数十年,遗韵沧桑,似乎在向人们讲述古井的传说。

 

 

 

《徽居》蔡龙

作品拍摄于皖南的一个山村,站在山坡上放眼望去,那一株株梨树漫山遍野,白茫茫的一片,像起伏的波浪。在徽派建筑群的印衬下,展现眼前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光绘平遥》张为民

作品拍摄于2011年9月19日夜,作者漫步平遥街头,将古城的灯光描绘出光影,以再现古城的雄姿和灯红酒绿的历史面貌。

 

 

《烟雨江南》谢伟洪

早春二月的雨水打在车窗的玻璃上,给人一种蒙胧的感觉,作者将古建筑与游客构成一幅烟雨江南的韵味。

 

 

《平潭石头》吴夏燕

厝作品摄于福建平潭岛石头厝,岚岛独特的民居,岛上盛产花岗岩和火山岩,住在石头厝里,清晨看日出,傍晚听涛声,可见农家耕作,可听燕雀呢喃。

 

 

《梦回紫禁城》王晓东

作品拍摄傍晚时分,作者走在故宫高高的宫墙下,突然感觉象进入了时光隧道,仿佛将作者带回了梦中的紫禁城。

 

 

《天上人间》汪顺陵

作品是作者2010年在江西婺源石城拍摄的,晨雾和炊烟在山村屋顶中缭绕,初升的太阳从东方照射进来,晨雾和炊烟掩盖了繁杂的背景,村庄仿佛在天宫一样。

 

 

《檐》谭方胜

作品拍摄于秋季的下午,于湖南岳麓书院后花园的屋檐,展现出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土楼世界》焦潇翔

作品是作者在福建写生时候拍摄的,各式各样的土楼像飞碟一样散布在青山绿水之间,记录着这一座座美丽的古建筑,也记录着作者和这土楼的世界。

 

 

 

《古街精灵》陈敏捷

古街上这只突如其来的家猫,带着几许神秘,带着几许诡异,有如精灵般地以恰当方式出现在画面恰当的位置上,仿佛能帮我们在这古街上完成一次时间的穿越。

 

 

 

 

《山村秋烟图》赵敏

作者采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手法,来展现中国古建筑的风韵,使东方建筑和东方的审美在此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千峰古寺暮飞雪》宋晖

作品拍摄于辽宁省千山,作者透过镜头看到雪后的千山,画面简洁、线条清晰,犹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

 

 

 

《眉开眼笑》姜明灯

作者将生活中看似简单的古民居线条和纯净自然的黑白色,勾勒出一张栩栩如生的笑脸,生动而富有张力。

 

 

《水乡古镇》李跃

作品拍摄于著名江南水乡甪直古镇,作者将水多、桥多、古宅多的特点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使古镇的风情、风貌得到了崭新得体现。

 

 

《古老的回忆》郭朝晖

作品将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结合起来,展现传统文化与建筑艺术,作者在创作中把拍摄的素材古戏台和京剧人物结合在一起,表现中华文化的神秘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