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August, 2016

放开思想

Wednesday, August 31st, 2016

英语中有一个词:“open-minded”,直译为“放开思想地”,或“放开思想的”,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或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文好像没有特别贴切的翻译?

对于我们这些学物理光学的同学,量子纠缠等理解起来不难,因为现代科学理论很多都需要用光学手段来验证。

下面转一篇帖子,是一篇挺不错的科普,注意!!!文章中并不是说神、特异功能、灵魂等一定存在,而是“也可以存在”,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只能证明什么存在,但不能证明什么(比如神)不存在”

牛顿,爱因斯坦所说的“神”,是广义的,并不是特指基督教中的上帝,或佛教中的鬼,或穆斯林的真主?不同宗教以其不同方式在解释着未知世界,而“灵魂”,“特异功能”,“外星人”等概念,也是人们赋予未知现象或事物的名称而已?

我们对外界的认知会随着科学发现不断提升,需要放开思想,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

========================

转发:
《我们的认知塌了》
—关于量子卫星的科普文章(已不知原始出处)

当代科技最前沿发现了什么?竟然颠覆人类世界观! 
我们的世界,因为几个最新的科学,全乱了。

一、搅乱了世界的3项科学成果
(一)暗物质
1、怎么发现有暗物质?
我们原来认识的宇宙的形态,是星球与星球之间通过万有引力相互吸引,你绕我转,我绕他转,星球们忙乱而有序。
但后来,科学家通过计算星球与星球之间的引力发现,星球自身的这点引力,远远不够维持一个个完整的星系。如果星系、星球间仅仅只有现有质量的万有引力支持的话,宇宙应是一盘散沙。宇宙之所以能维持现有秩序,只能是因为还有其他物质。而这种物质,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并找到,所以,称之暗物质。

2、暗物质有多少?
科学家通过计算,要保持现在宇宙的运行秩序,暗物质的质量,必须5倍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质。

3、有没有观测到暗物质?
现在没有真正的测到暗物质。只是能发现光线在经过某处时发生偏转,而该区域没有我们能看到的物质,也没有黑洞。

4、黑洞是不是暗物质?
不是。黑洞只是光出不来,它发出其他射线,它仍然是常规物质。

(二)暗能量
1、怎么发现有暗能量?
科学家观测发现,我们现在的宇宙,不仅在不断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如果匀速膨胀,还可以理解。但加速膨胀,就需要有新的能量的加入。这能量是啥?科学家也搞不清,取名叫暗能量。

2、暗能量有多少?
科学家通过计算,通过质能转换方程E=MC2计算,要维持当前宇宙的这种膨胀速度,暗能量应该是现有物质和暗物质总和的一倍还要多。

3、有没有找到暗能量?
目前为止,还没有。

(三)量子纠缠
1、现代科学发现,对物质的研究,在进入分子、原子、量子等微观级别后,意外非常大。出现了超导体、纳米级、石墨烯等革命性的材料,出现从分子水平治愈癌症的奇迹。而最神奇的是——量子纠缠。

2、什么是量子纠缠?
科学实验发现,二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量子,会在不同位置出现完全相关的相同表现。如相隔很远(不是量子级的远,是公里、光年甚至更远)的二个量子,之间并没有任何常规联系,一个出现状态变化,另一个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出现相同的状态变化,而且不是巧合。

3、有没有观测到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是经理论提出,实验验证了的。科学家已经实现了6-8个离子的纠缠态。我国科学家实现了13公里级的量子纠缠态的拆分、发送。

二、搅乱了的世界
(一)搅乱了的哲学世界。
我们原来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神,没有特异功能,意识是和物质相对立的另一种存在。
现在我们发现,我们认知的物质,仅仅是这个宇宙的5%。没有任何联系的二个量子,可以如神一般的发生纠缠。把意识放到分子,量子态去分析,意识其实也是一种物质。
既然宇宙中还有95%的我们不知道的物质,那灵魂、鬼都可以存在。既然量子能纠缠,那第六感、特异功能也可以存在。同时,谁能保证在这些未知的物质中,有一些物质或生灵,它能通过量子纠缠,完全彻底地影响我们的各个状态?于是,神也可以存在。

(二)坍塌了的物理世界。
我们现在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以光速不可超越为基础。而据测定,量子纠缠的传导速度,至少4倍于光速。

(三)崩溃的内心世界。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整个世界的5%。这和1000年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不知道有电场、磁场,不认识元素,以为天圆地方相比,我们的未知世界还要多得多,多到难以想像。

世界如此未知,人类如此愚昧,我们还有什么物事必须难以释

往事回忆(六)一分区(1)

Wednesday, August 24th, 2016

转自我的新浪博客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对当时晋察冀一分区的历史了解太少,需要回顾一下抗战初期这个地区的大事记。需要顺着历史的脚印,更多地去了解那个时期我们前辈们经历的艰难和考验,理解他们的追求,坚持和成功,以期进一步理解他们日后面临各种形势和困难时的抉择,理解老一辈人之间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友谊……。

1937年8月25日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原红军第一军团,第5军团和第74师合编为陆军115师,林彪为师长,聂荣宗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10月下旬,115师向南挺进,聂荣臻奉命留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其麾下有杨成武的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两个连及一批军政干部;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属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

关于一分区在39年,40年的军事状况,军队的概况,军事行动等,言信在他的晋察冀一分区军事研究的系列博文中,有非常详尽和生动的图文介绍。而对一分区党政情况介绍的不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史料的匮乏吧。

父亲是在1939年由曲阳县委调任一分区的,任地委副书记及组织部长,很难查到那一时期一分区地委的活动和状况,只是在言信的一系列研究中,看到过一些。

比如,1940年5月底,长期以来为一分区老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次军政文体运动大会

1940年上半年,是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强大的时候,1940年5月30日那次大会,是为了庆祝抗战三周年,总结经验,奖励先进,在河北省易县,北娄山村召开的。这次大会当年的正式名称为“五州运动大会”,是一次检阅军政文体的运动大会,是“一分区力量达到最高点的一次大检阅……官兵们都穿上新发下来的夏季军装,衣帽整洁,斗志昂扬”

往事回忆(六)一分区(1)

       这是沙飞拍摄的抗大二分校运动会入场式

主席台上除了杨成武等军队领导外,还有一分区地委和专署的主要领导人:王国权,李耕涛,牛树才,杨士杰,梁正中,白文治等。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这些地方领导,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干部,多是在青少年当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的。其中王国权上过大学,还在日本留过学。

李耕涛和父亲在抗战初期,两次共事。1937年李耕涛曾为曲阳县这个“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而父亲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1938年4月李耕涛调往冀中后,父亲继任曲阳县县委书记。父亲调任一分区不久(1939年10月),1940年李耕涛也由冀中调往一分区任行署专员。他到一分区时,恰好赶上这次文体大会。

作为后代,上述这些前辈中,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王国权,大概是在1956底年,父亲安徽被整后调到上海时间不长,记得还住在上海大厦,一日,王国权(和夫人常玉林?)带着4,5岁的儿子来访,当时他要出国,说是要带上我们姐妹中的一个,还问他的儿子喜欢哪个姐姐,想带谁一起去外国……现在想起来,当时可能就是逗着我们玩?不过那时还信以为真,有点好奇,但也有点害怕跟他们出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是因为父母舍不得,我们之中的一个才没有被王国权带去国外,呵呵。那次应该是王国权赴东德大使馆上任之前,为什么会在上海,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一分区党政领导人中,之所以知识分子干部为多,与聂荣臻、杨成武的惜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杨成武比较偏爱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从一分区地方领导的任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据说杨成武对跟他时间很长的文化不高的干部也都非常照顾,他的“顾旧”是他很得人心的原因之一。

父亲从安徽降级到上海之后,一次杨成武在上海见到父亲时,很有些打抱不平地说:“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一分区大家都在问你呢!” 后来,当我们有机会接触杨成武或赵志珍时,他们见到我们时的感慨和慈祥,也让我们体会到父辈间在战争岁月中凝结的深沉友谊。

文革中,父亲曾跟我讲过:做组织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拉帮结派……尽管与一分区老领导,老战友之间感情笃厚,但在党内纷争中,父亲一直坚持把私人感情与工作分开。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在安徽遭遇困难时,没有去找任何老领导和老战友?

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这应该是父亲的一贯原则吧?

往事回忆(五)抗战初期

Thursday, August 18th, 2016

转自我的新浪博客

战争时期地区范围内的史料,保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军队的活动和历史,而地区行政部门和政府的资料,相对少了很多,再具体到妇女干部,史料更是难寻。

 
在网上搜索母亲的名字时,发现有关抗战时期的资料除了她所任职务外,没有找到任何具体内容: 张文秀 -河北平山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平山县妇救会主任,县委妇女部部长,北岳一分区地委妇女部部长、妇救会主任,晋察冀边区抗联妇女部部长及组织部部长等职…….
在母亲的其它简历中,甚至连当时是哪个县的妇救会主任和县委妇女部部长都没有写明,根据当时母亲是从井陉师范参加革命的,估计也有可能当时是任井陉县的妇救会主任?但网上无论是有关平山还是井陉县抗战历史的网页中,我都没有查到确切答案。
 
等有时间,还会继续搜索,估计比较困难,需要从一些其他人的回忆录或史实研究中去找了。
 
=========================
 
而父亲抗战时的资料相对就多了一些,主要是父亲所在晋察冀一分区是抗战时期,聂荣臻、杨成武领导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地区。
 

据记载,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率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686团第六连在阜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9月底,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长的王平被派往阜平发动群众,创建晋察冀根据地。

自曲阳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后,与组织切断联系的曲阳进步青年们一直注视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9月下旬的一天,父亲的朋友到上庄子村找到父亲,一进门就激动地说:“共产党来了,就在阜平!”父亲听后,二话没说,立即站起身来,抓过一件衣服披在身上,说:“走!到阜平去!“  就这样,他们一人一骑,连夜赶往阜平。150多里的山路,凌晨就到达了阜平境内,找到了115师政治部。当时罗荣桓准备以阜平为中心,向东南部开辟抗日根据地,急需一批领导抗日工作的干部,而周围地区的一些抗日知识青年,也都闻讯陆续奔往阜平。罗荣桓见到他们自然非常高兴,马上为他们布置了抗日任务。
   听父亲讲过这一经历,但现在记不清是谁去上庄子村找的父亲了。当时赵建庵等其他曲阳青年也都奔往阜平寻找八路军,但应该不是赵建庵,而是早期加入共青团的同学?赵建庵是在阜平山区找到了八路军一支队队长朱仰兴他们,而父亲他们是见到了罗荣桓(见前面博文)。

10月中旬,时机成熟,“罗荣桓派政治部的七八个干部和一个班的战士,把王平送进县衙门”。于是,王平就任阜平县县长兼保安队队长,成了八路军敌后抗日的第一个县长,华北第一个民主县政府由此诞生。“在此期间,八路军115师骑兵营随罗荣桓的115师政治部机关在冀西活动,不断对日军展开进攻,他们收复一个县,王平就以“动委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名义派一个县长,收复一个区就委派一个区长,先后委派了曲阳,望都,唐县等县县长……”。

1937年10月2日,日军占领曲阳城,并储备大量军用物资,作为其南进石家庄、西出太原的兵站。10月中旬,115师挺进队一部,从阜平挺进曲阳,18日攻克曲阳城,据河北网络电视台文章中说,这是我八路军出师以来解放的第一座县城(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县城)。

37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曲阳县的城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参加了组建中共曲阳县委的工作。10月底,参加并筹建了“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曲阳县抗日政府”(阜平是不是应该算晋察冀边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37年 11月,李耕涛任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委书记),父亲任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8年2月,日伪军对曲阳发动了“二月围攻”,曲阳军民在县委领导下,顽强作战,粉碎了日伪的进攻。
    38年4月,李耕涛调任冀中公署主任,父亲继任曲阳县县委书记。
    38年10月16日,日伪军再次占领曲阳城。曲阳地区处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中间地带,既是北岳区抗日根据地的南部门户和前沿阵地,也是敌人西出太原,南下石家庄,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咽喉要寨,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因此,抗战初期,曲阳成为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区,造成了曲阳抗战的惨烈局面。
  在曲阳县抗日政府领导下,曲阳军民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39年10月,牛树才任中共北岳区一分区地委组织部部长、代理地委书记,晋察冀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六、七年前,除了上面一行简介外,找不到史料中有关父亲抗战时期在晋察冀的任何记载。在网上搜寻,也只找到了一篇有关抗战的回忆中提到了父亲的名字,这篇回忆与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有关。当时在网上读到了采访余药夫前辈的文章,讲述了1941年他是如何救助跳崖后受伤的葛振林、宋学义的。这篇回忆文章最后提到:”下山后,余药夫见到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说了这件事……“。

最近在新浪读YANXIN(言信)这几年写的关于晋察冀一分区军队史学研究,里面有很多“干货”,尤其是那些《老照片图文故事》系列,十分珍贵,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当年一分区军队风貌,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幸好还没有被忘却的感人故事。虽然他主要是研究军队史,但在他的数篇文章中,也提到了一分区的地方领导,提到了父亲以及一些熟悉的名字,因此打算仔细读一下他的有关研究,顺着所能得到的一些信息,去进一步了解当时父辈们的一些活动。

        近年来,互联网上鱼龙混杂,泥石俱下,竟然还出现了诋毁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因此,更加想了解与晋察冀一分区那段时期有关的抗日历史。YANXIN写的数篇关于狼牙山战斗和五壮士的博文值得一读
 
葛振林(右)、宋学义(左)康复归队,1942。

 1942年,葛振林(右)、宋学义(左)康复归队

 
1942年4月初,宋学义,葛振林与李圆忠道长

1942年4月初,接到赴抗大二分校学习命令的葛振林、宋学义,临出发前,奉首长的命令,专程来到狼牙山棋盘陀道观,向有救命之恩的李圆忠道长辞行

 
狼牙山五壮士的见证人还有上幅照片中的这位李圆忠道长。尽管五壮士的故事有很多版本,但参与救助葛振林,宋学义的余药夫前辈的回忆,以及一分区第一个报道五壮士的钱丹辉前辈的纪录(当时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才是最有权威的?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

Sunday, August 7th, 2016

转自:2016年03月30日 09:05 解放军报

=========================

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唯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 萨苏 提供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

■许 述 唐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