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六)一分区(1)

转自我的新浪博客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对当时晋察冀一分区的历史了解太少,需要回顾一下抗战初期这个地区的大事记。需要顺着历史的脚印,更多地去了解那个时期我们前辈们经历的艰难和考验,理解他们的追求,坚持和成功,以期进一步理解他们日后面临各种形势和困难时的抉择,理解老一辈人之间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友谊……。

1937年8月25日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原红军第一军团,第5军团和第74师合编为陆军115师,林彪为师长,聂荣宗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10月下旬,115师向南挺进,聂荣臻奉命留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其麾下有杨成武的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两个连及一批军政干部;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属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

关于一分区在39年,40年的军事状况,军队的概况,军事行动等,言信在他的晋察冀一分区军事研究的系列博文中,有非常详尽和生动的图文介绍。而对一分区党政情况介绍的不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因史料的匮乏吧。

父亲是在1939年由曲阳县委调任一分区的,任地委副书记及组织部长,很难查到那一时期一分区地委的活动和状况,只是在言信的一系列研究中,看到过一些。

比如,1940年5月底,长期以来为一分区老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次军政文体运动大会

1940年上半年,是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强大的时候,1940年5月30日那次大会,是为了庆祝抗战三周年,总结经验,奖励先进,在河北省易县,北娄山村召开的。这次大会当年的正式名称为“五州运动大会”,是一次检阅军政文体的运动大会,是“一分区力量达到最高点的一次大检阅……官兵们都穿上新发下来的夏季军装,衣帽整洁,斗志昂扬”

往事回忆(六)一分区(1)

       这是沙飞拍摄的抗大二分校运动会入场式

主席台上除了杨成武等军队领导外,还有一分区地委和专署的主要领导人:王国权,李耕涛,牛树才,杨士杰,梁正中,白文治等。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这些地方领导,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干部,多是在青少年当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的。其中王国权上过大学,还在日本留过学。

李耕涛和父亲在抗战初期,两次共事。1937年李耕涛曾为曲阳县这个“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而父亲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1938年4月李耕涛调往冀中后,父亲继任曲阳县县委书记。父亲调任一分区不久(1939年10月),1940年李耕涛也由冀中调往一分区任行署专员。他到一分区时,恰好赶上这次文体大会。

作为后代,上述这些前辈中,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王国权,大概是在1956底年,父亲安徽被整后调到上海时间不长,记得还住在上海大厦,一日,王国权(和夫人常玉林?)带着4,5岁的儿子来访,当时他要出国,说是要带上我们姐妹中的一个,还问他的儿子喜欢哪个姐姐,想带谁一起去外国……现在想起来,当时可能就是逗着我们玩?不过那时还信以为真,有点好奇,但也有点害怕跟他们出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是因为父母舍不得,我们之中的一个才没有被王国权带去国外,呵呵。那次应该是王国权赴东德大使馆上任之前,为什么会在上海,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一分区党政领导人中,之所以知识分子干部为多,与聂荣臻、杨成武的惜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杨成武比较偏爱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从一分区地方领导的任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据说杨成武对跟他时间很长的文化不高的干部也都非常照顾,他的“顾旧”是他很得人心的原因之一。

父亲从安徽降级到上海之后,一次杨成武在上海见到父亲时,很有些打抱不平地说:“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一分区大家都在问你呢!” 后来,当我们有机会接触杨成武或赵志珍时,他们见到我们时的感慨和慈祥,也让我们体会到父辈间在战争岁月中凝结的深沉友谊。

文革中,父亲曾跟我讲过:做组织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拉帮结派……尽管与一分区老领导,老战友之间感情笃厚,但在党内纷争中,父亲一直坚持把私人感情与工作分开。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在安徽遭遇困难时,没有去找任何老领导和老战友?

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这应该是父亲的一贯原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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