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September, 2016

往事回忆(七)五壮士跳崖后的故事

Sunday, September 25th, 2016

(75年前,我们父辈亲历的故事……)

转自:罗湖教研博客

余药夫,原名于庆善,192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北麓安格庄乡田岗村农民家庭。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河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五壮士英勇跳崖,余药夫时任易县县委青委主任,避敌追捕亦在山上。葛振林、宋学义二位勇士未牺牲,爬了上来,曾受余药夫之救助。葛振林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一位救助他与宋学义的地方干部。1986年,余药夫与葛振林在相别45年后,才见上一面。
不久前,余药夫老人见到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昨天你打电话来,说来采访我,我很激动,很高兴。谈到营救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葛振林和宋学义的事,余药夫老人略为沉吟,目光现出苍茫,缓缓地说:我慢慢给你讲。

1941年6月22日
我的一生,绕了一大圈,最后又绕了回来。生在狼牙山下,参加革命,随部队到了北京,又去东北,然后到了广西,从广西又回到河北。狼牙山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个山东西有100多公里,南北70多公里,是太行山余脉。离保定45公里,保定是平原了,所以从保定可以望见狼牙山。我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可是一天没念呢,日本鬼子来了,接着八路军来了,杨成武师长来了。1938年,我参加了革命,不久入党,16岁。我入了党之后不久,又有两人入了党,这样就成立了一个村支部,我就成了支部书记。
到1941年6月,我成了中共易县县委青委主任。6月22日这一天,我第一次作为县青委的主任参加青年工作会议,在一个小学校里。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那么飞过去,要轰炸,就一俯冲,听到怪叫,大家就开始躲、防。这一天小鬼子发疯了,来了个水平投炸弹,没俯冲,飞着飞着,咚,扔起炸弹来。其中一枚炸弹掉在我们开会的小学教室屋顶上。地委青委副书记王XX(记不清名字了)负重伤,另有5人轻伤。抬着去抢救,没走多远,就牺牲了。临终前他对我说:“小余,你们要为我报仇!” 他比我大四五岁,也就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真恨日本鬼子! 王书记的尸体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递送回乡的。尸体用白布缠着。

1941年9月25日
9月25日,鬼子大扫荡。
我那天是受县委委派,传达反扫荡任务进入新阶段的指示。由于各村相对较为分散,天快黑了,也没传达完。大家商议,决定先睡一会儿,但不久就被鬼子包围了。30多人,往山沟里跑,鬼子后边追。跑着跑着,前边不能再往前了,有八路军战士挡着。因为到了雷区了。可是后边都能看见敌人了。八路军引着,过了雷区。到了山根下,开始分散,往左,往右,连滚带爬地跑。跑着跑着,我身边一个战友也看不见了。我身体较弱,又有肺结核,跑得有点儿慢。
我钻进了一个山沟里趴下,不敢再动弹了。我听见鬼子呜里哇啦地叫喊,我还能听见他们用中国话在喊,出来吧!不许动。
一会儿没有动静了。
我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四下里看,发现一个人影,判断一下,不是敌人。细看,穿着军装,自己人,这个人是葛振林。他受了伤,伤在头部,脑震荡。他晕,一点一点往前走。我上前去,说明情况之后,我开始扶着他走。坡太陡,深一脚浅一脚的。后来,我先往前走一段,探一探路,再回来接他。这样走了一段之后,我再往前时,赶上了宋学义。
宋学义伤了腰,全身都是血。但他年轻,他主动走在前,我喊一声,有敌人,能回就回,不能回来拼了算!
我让宋学义等一下,回去我把葛振林搀了过来。我们3个一起,艰难地往前走,最后到了朝阳观。远处望,道观前有火光,上前细看,无人,只是粮食被焚成灰了,肯定是鬼子干的。旁有一破盆,我舀了一点炭火,进到道观里去,发现有两锅黄米饭。估摸着是咱们的人做的,没来得及吃。不管有没有毒,我去旁边一个岩洞叫饮虎池,弄来一点水,热了点饭。大家吃一顿。然后躺下休息。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是连里的文书,葛振林喊他小李子。
我身上当时长了疥疮,怕影响他们休息,就借故到外面去睡,也可以起到放哨的作用。半夜时,我听见里面大声喊:连长,敌人!我跑进去,原来是小李子说梦话。葛振林用手拍着他,说,不怕不怕。
到中午时,观里的老道来了,老道姓李。老道说他亲见了几人跳崖,甚为佩服。但道观非久留之地。葛振林、宋学义和小李子就一起走了。 我和李老道目送他们远去。

作家王愿坚1957年根据葛振林口述整理的《狼牙山跳崖记》中这样描述这段经历:“我们两个拄着棍子,边爬边走,直奔棋盘坨那座庙。我们刚要爬过一个崖坡,突然从石缝里钻出一个人来,穿便衣,看样子像地方工作同志,他连声喊:别走,那边有地雷! 话未说完,地雷响了。我把宋学义一拉,就地一滚,幸而没有伤着。”“那同志帮着找了口破锅,烧点开水,我又从烧过的米中搞点糊焦米,吹了吹,熬了点稀粥,分着喝了点。半夜,那个便衣同志走了,庙里老道回来了。”

“狼牙山五壮士”的名字传开后,余药夫并不知自己救的两人是不是五壮士。战争时期,又不便去打听。
拍《狼牙山五壮士》电影时,剧组曾访问过余药夫,而余药夫对当时跳崖的情形所知甚少。
下山后,余药夫见到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说了这件事。

解放后,余药夫去了广西。“文革”中他成了“走资派”,当年奋战狼牙山的军分区司令杨成武将军也已成了“黑帮”,他所树立的典型,也成了假的,不能提五壮士,不能提狼牙山,不能提杨成武。
余药夫没再见过葛振林和宋学义。
1971年,宋学义因病辞世。
1986年,距1941年45年之后,余药夫见到了葛振林。谈起当年,狼牙山上棋盘坨。谈起粮食被烧了,破锅煮饭。谈起分手后,葛振林立功,提升,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任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宋学义已经不在了。他跳崖后归队,不久就因病复员,在狼牙山下成了家,土改时因一帮复员的国民党兵痞煽动,要赶走他这个外来户,被关了好几天,没办法,带着怀孕4个月的妻子辗转4个月,回了河南老家。“文革”中又被污为“假英雄”,曾被造反派逼着从房顶上往下跳……

离休后,余药夫不闲着,到处做报告,讲革命传统。他是大学生宿舍的常客,是8个党章学习小组的顾问和辅导员,是两所小学、两所中学的校外辅导员。写作了大量的文章,发表于各地报刊。1992年始,他到处奔波。倡议在故乡田岗村立碑纪念遭日寇屠杀的35名同胞。经数年奔走,石碑终于立了起来。
田岗村是个革命村,有列士11人。抗日时期,田岗村人不伺候小日本。以致有35人殉难的惨案发生。杨成武将军的指挥部曾设在田岗村。
“就在我家里”,余药夫老人自豪地说。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41年9月25日)

Sunday, September 25th, 2016

转自:2016年03月30日 09:05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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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唯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41年9月25日)

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41年9月25日)

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 萨苏 提供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

Thursday, September 15th, 201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 - 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