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September, 2008

一个翻译的日记(二十)

Tuesday, September 30th, 2008

这一连载暂告一段落,在枪手论坛原创版有全部连载,按楼层更新,看起来比较方便:http://bbs.arsenal.com.cn/viewthread.php?tid=138245&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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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星期日

今天是复活节周日。

我们以前在复活节周日,经常去墨尔本东边的丹迪农山区(MT DANDENONG),因为那天山里的人总是很少,大家多半去了教堂。而且这里正值美丽秋季,绿色丛林中的红枫黄叶,总是令人十分陶醉。

不过自从搬了新家,就很少去了,一是复活节周日,山里的人也多了起来(不知是信教的人少了,还是不信教的人多了),二来,新家比较接近山区,虽然我们种的枫树还没有长大,但在隔壁邻居家的院子里,就可以看见“秋染山枫红似花”的景色。

今天我们在云那里聚会,自从我把云出现在墨尔本的消息告诉了另一个中学同学小淇后,她就一直在跟我商量什么时候我们几人能聚一聚。

小淇是我中学时的好朋友,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我俩在班里女生中走了两个极端:我最高,她最矮;我比较瘦,她比较胖;我内向,她外向;我数理(不包括化)成绩是属于最好的,她属于最差的…

但我们俩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当冬天在校园外小河上滑冰滑到忘我时,同样红扑扑的脸蛋,同样乱蓬蓬的头发,路人都以为我们是姐俩;学校食堂的大师傅,附近小卖部的阿姨也都称我们为姐俩-馋嘴的姐俩;学校放假时,打乒乓打一通宵,因此也双双入选学校乒乓球队,成了附中校队姐妹花..

因为住校,同睡一通铺,同吃一锅饭,所以在中学时,我们两个几乎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班主任看到我们背着冰鞋匆匆赶回教室上晚自习时,曾讽刺道:“你们姐俩早啊,天还没有亮呢!”

晚上打熄灯铃后,查房的老师,发现我们用报纸将灯光挡住,穿着我从上海带到天津,因为正赶上提倡艰苦朴素而不敢穿的几条花裙子,在通铺上走“猫步”…

因此在我的成绩册中,出现了班主任的“好逸恶劳”这个相当严重的评语,而小淇,后来就有了“小苗子”(修正主义的苗子)的外号。

没想到的是,几十年后,我们“姐俩”又在墨尔本团聚,个中的故事,等有机会一定细细讲述。

云家中的聚会,有笑语也有眼泪。在小淇与小林客气的寒暄之后,那么多年第一次见面的云和小淇,难免又是一番感叹…

临近中午时,外面风和日丽,云提议到院子里坐一坐,我们就端着各自的茶杯,来到他们后院。院子中一个岩石环绕的椭圆游泳池,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游泳池一端有一个小小的瀑布,水顺着岩石流入池中,淅淅的流水,绿水中的蓝天,岩石中姹紫嫣红的花草…院子不大,十分宜人。游泳池边上有一座铁架布顶的小亭子,亭子中,除了一个靠背可以支起来的绿色躺椅外,中间还摆放了一张藤条的小茶几,边上有四张配套的藤椅,茶几上,林已经摆满了各色茶点。

云斜靠在铺了一条毯子的躺椅上,看着围坐在茶几旁说说笑笑的我们,感叹道:你们怎么凑到一起,就好像中学小女生一样?

几十年未见面的老同学,刚见面时,岁月留下的痕迹,总是让大家一时难以相认,但几分钟后,大家就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在一起的那个纯真年代,而那些岁月留痕,似乎也消失在谈笑中…

因为心里的疑团,有意无意又问及了那场车祸。

云说他们一行5人,想浏览沿途海边的景色,分别乘坐两辆车开回墨尔本,美国代表团的两位代表和一位陪同人员乘坐的车在前,因为对路途不熟悉,云乘坐的那位中国朋友开的车居后…一大早出发后,沿途走走停停,傍晚时,才行至维多利亚省境内。

当行驶至一条两边都是灌木林的不很宽大的路上时,一辆深色轿车突然从左手的一个丁字路口冲出,躲闪不及,那辆车撞在云他们车的左边,车失控后,歪倒在路旁,开车的朋友手臂骨折,伤势不重,但云这边的车门被撞坏,人也晕了过去….看到云不省人事,那位朋友立即打了000急救电话,并打电话叫回了前面那辆车,因为比较偏僻,救护车,警车十多分钟才赶到…

林说,云只记得那条灌木林中的路,别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两肇事汽车呢?”我问,

林摇摇头,叹了口气:“出事后就开跑了…”

云说:“据开车的朋友说,是一辆深色大型车,好像是SUV,但没看清车型和牌号。”

林接着说:“美国人乘坐的那辆车往回开时,他们说也没有看到深色轿车,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辆肇事汽车…云和那个朋友是被直升飞机送回墨尔本医院的,他昏迷了好几天…”林话音有些哽咽,说不下去。

听后,好一阵子,谁也没说话,后来云有点责怪地对林说:“现在不是挺好的了吗?别谈这些了,你去把餐桌摆好吧,也该吃午饭了。”

林进屋后,云对我和小淇说,他现在恢复得不错,除了车祸那一段时间没有记忆外,其他事情都已经基本能理出头绪。

小淇听我说过云前一段时间有意没告诉其他人记忆力恢复的事,于是忍不住有些好奇地问道:“你记忆力真的没问题了?以前的事看来你还没有忘掉,近一点的呢?堪培拉开会的经过,你记得起来吗?”

云笑了笑说:“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外出时,虽然日记本放在家里,但身边总是有一个小本子,每天都有简短的纪录,回家以后,对我恢复记忆帮助很大。”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说:“那几个美国人,回国以前,还到医院看望过我,可惜我当时连他们是谁,都搞不清楚。”

“他们给你讲述车祸经过了吗?”-小淇问

“没有,他们问了一些关于开会时我的那个学术报告的问题,但我当时糊里糊涂,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后来医生说谈话时间太长,不利于恢复,他们离开时看来很有些失望。”

想到安德森博士问到的关于样品的问题,我问:“你带去开会的资料后来都拿回来了?”

“嗯,后来是警察将我的小行李箱和手提文件箱送回家的,因为车祸后,箱子甩出了车外,东西也都洒了一地,所以当时还让我们好好清点一下,看有没有缺少东西。”

“没有缺什么东西吧?”我问;

“还真少了一样东西”,云说话时的笑容有些诡异。

“样品?”

“让你猜对了,就少了我带去的那一小盒样品,在学术报告时,我曾拿出来给大家看过,不过那只是一种看起来类似的高聚物载体的样品,丢了就丢了。”

说完,他很有些得意地冲我笑着点点头,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一旁的小淇不知细里,也笑着说:“重要的东西没丢就好,人能很快恢复更好!”

云对小琪说:“吃了午饭,我再跟你细谈,国内还有一些事,想请你帮忙呢!”

老同学们都知道,曾经是前外交部长儿媳妇的小琪,在北京高干子弟圈子里,有许多熟人,她办事门路多,消息也总是比较灵通,因此对云的话我没有感到奇怪,估计应该和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热心到爱管闲事的小琪,自然是满口答应…

建筑师的梦(六)

Sunday, September 28th, 2008

(连载于:http://bbs.arsenal.com.cn/thread-16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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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谈到梦,大家可能都有重复一个梦的体验?

重复的梦中有噩梦,也有美梦,我的“噩梦”,不是太可怕,以前多半是考数学时,找不到打草稿的纸,或考语文时,字写得太乱自己都看不清,有一阵经常做梦考物理考不好,而且一个学期也没有做数学和物理作业,因此到了临近考试,十分着急…

现在这类重复的“噩梦”不多了,但偶尔还会梦到在停车场找不到自己的车。

人说梦是反梦,的确如此,因为一个学期不做作业和考物理考不好,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停车场找不到自己的车,这几年,倒是发生过好几次。

说到美梦,我经常做的主要有两个:

风和日丽,白得耀眼的沙滩上,远处的海浪在阳光下粼粼闪烁,在海边岩石中可以捡到各类漂亮的小石头,甚至化石和玉雕等什么的…….

另一个就是在跑动时,只要使点劲儿,蛙泳的动作,就可以在天上游动“翱翔”……

还有一个重复的梦,不是太差,也不是太好,就是经常弹钢琴弹不响,不是琴键坏了,就是琴的声音很差,虽然不是很着急,但也挺郁闷的。

如果说这类美梦是反梦的话,那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在海边岩石中捡到化石和玉雕这么贵重的东西的可能性极小;只要蛙泳就会飞上天,那就更是做梦了;至于弹钢琴,弹到坏钢琴的可能性,也不大。

不过这类梦,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梦想?

梦想美丽的海滩,梦想美丽的石头,梦想能自由自在地飞翔,梦想美丽的音乐-自己能弹一手好钢琴….

沙滩的梦和弹钢琴的梦都不怎么作了,但自由自在飞翔的梦,现在还偶尔出现…

其实除了弹钢琴这个比较郁闷的梦外,我的两个美梦都好像和游泳有关系。

小时候在上海,7岁开始游泳,8岁喜欢潜泳,刚上中学那会儿,潜泳15米没有什么问题,记得很让大人们吃惊。但也因此在附中上学时,得了很严重的中耳炎,以至上课都听不清老师讲课(特别是那个政治老师讲课,声音很低,几乎一句都听不进去)。但那时物理正好学力学,一次考试,年级只有我一个考过95分,我们的班主任,教物理的刘宗武老师解释说,牛顿也耳聋,因为耳聋,比较专心…当时对自己的耳聋很自卑,听了班主任的话,感觉稍微好了一些。

还是回过头来说梦吧,你想,在那个会飞的梦中,飞的姿势都是蛙泳的姿势,这和游泳有什么区别?

可见,我的梦想和喜欢游泳很有关系,因为在水中,少了些地心引力,那种感觉,那种自由自在的,可能只有飞在空中(或太空)时才有的感觉,是我喜欢游泳的很重要的原因。

这些美梦,或者是这些美好的梦想,是我们打算自己盖房子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第一个家的面积不大,6-700平方米,可能大部分墨尔本带院子的房子都有那么大,同样面积的邻居,在后院就有一个游泳池,很让我们羡慕,虽然室外游泳池,一年中顶多游四,五个月,但我们在搬家以前,还是一直琢磨怎么能在后院也挖一个小游泳池。

在墨尔本,室内的公共游泳池很多,也很便宜,后来儿子买的高层公寓楼,也都有室外游泳池,一年四季,天气再热,一般也不会像煮饺子一样。但除了在墨大上学时,在学校游泳池游过,后来是从来也没有上公共游泳池去过,一是比较内向,二来可能也有点洁癖?

所以再买房子时,游泳池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带游泳池的房子很难买,除了特别贵的,便宜一些的都不怎么好,因为都是老式的游泳池,保养起来很麻烦。而且,一家人观点也不一样,我看上的,你看不上,你看上的,他又看不上,足足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看到合适的房子…

一日,照例察看每周当地免费报纸Leader上的房地产版,看见了Barry Plant 的一个比较奇怪的搞不清是卖地还是买房子的广告….

建筑师的梦(五)

Monday, September 15th, 2008

(连载于:http://bbs.arsenal.com.cn/thread-16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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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当时在墨大一起念学位的那些朋友中,在他们的家属来陪读两,三年后,在拿到长居的身份之后,都开始安居乐业-开始买房。

墨尔本大学的朋友中最早买房的是在历史系念“中国科技发展史”博士学位的一个男生,他太太来澳州之后,就开始在面包厂打工。面包厂虽然工作时间比较差,但工资很好,因为那时工党执政,澳洲工人阶级的待遇相当不错,早,晚班都有加班费,周末,节假日加班,不是双份工资,就是三份工资。

虽然“民以食为先”是中国人的说法,但在有些方面,西方也不例外,像面包厂这样关系到西方人离不开的主食的地方,一年365天是都不能停产的。因此在那里打工。就有许多的加班费(你如果愿意加班的话)。

论工作勤奋,中国留学生是任何澳洲群体都比不过的,论生活节俭,也是中国人的美德,因此用不了太长时间,我的那位学历史的朋友一家三口,第一个搬进了自己的住房。

我们那时在墨大读书的,好像不是拿到墨大奖学金,就是公派的。墨大奖学金待遇还是不错的,其中还有给家属和孩子的补贴,有公费医疗和各种社会保障,一个小家庭单靠奖学金也可以生活得比较舒适。记得有一个留学生在还没有拿到长居身份之前,生了一对双胞胎,社区工作者们立即跑到家里问寒问暖,不仅每月定时提供两个孩子的奶粉,定时派人打扫房间,还送给他们一个相当高级的双人婴儿推车,感动得那对夫妇不知说什么好。

当然,那种好事现在已不存在,就像去年我在银行听到的一位老年移民所感叹的:“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澳大利亚啊,但时不再来!”

言归正传,当时第一批买房的中国留学生中,估计贷款的数量都不多,因为当时他们买的房子价格都在10万左右,两三年的积蓄,估计可以付掉一多半。

而且当时对西方国家的这种“超前消费” -贷款消费也不太熟悉,不像现在许多澳洲人(和不少亚裔澳洲人)的态度(引起信贷危机的态度):能贷多少,就贷多少,那时搞贷款的经纪人(代理)中,还都是相对比较遵纪守法的澳洲本土。

记得我的一个来澳洲念英语的朋友,当他向香港的姐姐借了一些钱,加上他和太太的积蓄,又从银行贷了一部分款(记不清多少了,大约3,5万澳元而已),买了一个带院子的平房,在住进自己的房子后,一天跟我们聊天,他说:“我一想到借了银行那么多钱,晚上就会惊醒,出一身冷汗…”

哎,现在人们的观点都变了,我在北京化学所一个朋友的孩子和他女朋友,两人都还在上学,打工也只是每周三,四个晚上,替比萨店送比萨,但他们通过一个中国代理,在世界著名的City Bank,贷款37万,在最受欢迎的墨尔本东区的Doncaster,买到了一栋三睡房(加一书房)两厅的,带700平方米漂亮小院子的住房。

认识的当年的留学生中,贷款上百万的,现在也不再是极个别。

再一次言归正传,相比之下,我们买房子算是最晚的了,一是因为租住得相当舒服,不愿意改变现状,二来有上中学的孩子,考虑得比较多,加上也不如那些年轻一些的留学生们干劲十足,所以当我们买第一栋房子时,那些先行者,比如那个念历史的朋友,已经买下了第二栋房子,而且有好几个朋友开始自己动手盖新房,这时,大家房子的平均房价已是20万左右。

自己盖房子有不少好处:除了节省印花税外,我觉得最好的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设计。

在澳洲盖房子有几种不同方式,最简单的是买房地产公司的Package – 连地带设计好的住房。住房的设计可以在他们的样品房中挑选自己喜欢的,既节约钱又省事,也有所挑选;

最节约钱的做法,就是买一块地之后自己盖,屋主当建筑工头(Owner Builder),在不同阶段将建筑过程交给不同的建筑工人承包,工种分得很细,有专门挖土的,打地基的,木工,砌外墙砖的,抹墙的,砌地面的,管工,电工等等..其中一些活儿,屋主自己也可以干,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工人,据说,一般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但对自己盖房,我们一直是望而生畏,所以后来买地盖房子,纯属偶然,也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其中另一个当时连自己也不是很清晰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那个建筑师的“梦”?

但有一个很清楚的,让我们起了自己盖房念头的原因,也和自己的一个梦有关,一个不带引号的梦….

Sunday, September 14th, 2008

千里共享明月

海内同庆佳节 

教师节的怀念

Friday, September 12th, 2008

教师节那天曾转贴了两篇追悼李铁津老师的文字,今天再转载一位朋友写的怀念李老师的文章,三帖合一,以此表达自己多年来,每当教师节都想表述的,对逝去的恩师们的怀念:*************************************************

您走的那样突然, 没有留下一句嘱托的语言,令我们手足无措,泣极悲伤。
二十五年交往,可谓情同父子,谊如兄长,谨撰写此文,以告在天之灵。   

 您尽全力把生命,爱和做人的意义教给我们,而您仍然那样祥和、朴厚和安详;
您尽全力抵抗对您的不公,而您最多的还是选择忍耐和退让;
您尽全力吸允科学的雨露,而您却全用于浇灌小苗;
而今,桃李满天下,您却再也嗅不到果香,可我坚信您已步入天堂;
春天已过,夏日降临,您却再也看不到学生的收获,可我坚信,冬日的瑞雪,
是大地给您披的孝装;
    铁津先生,百年天堂再聚,我仍然选择您做我的师长。    呜呼!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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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吉林大学纳米先河惜乎南开学子陨北国
领化学学院光化风骚悲哉凝聚物理褪彩华

听到消息太让人震惊和痛惜了,没有功夫去平平仄仄的对了,暂且用这一挽联略表心中的哀悼之情,
一个实实在在搞学问的科学家就这样匆匆而去,在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
一个不玩纳米概念的纳米科学家就这样匆匆而逝,不是痛惜可以表达的,
李老师带走的不仅仅是他的满腹学问,带走的更是他高洁的品行,
我们在此祭悼,不光是要怀念一代大家李铁津老师,
<更重要的是把李老师留在我们中间,
留住李老师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品行。
让我们默哀吧!****************************************************

李铁津老师

(程新建)

李铁津老师也是一位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我在吉林大学物理系上学时,他带我做生产实习以及后来的毕业论文。就这样,我们相识、相知,成为忘年交,毕业三十年,一直有来往,回想起来,在大学期间,政治运动不断,课程设置上“斗批改”,我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还是从李铁津老师那里。

1974年秋,进行专业生产实习时,我被分配到李铁津老师的红外课题研究组,就这样我们相识了。李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小心——处处小心。我实习的内容是黄金涂镀,用高压真空镀膜机将黄金蒸发,涂镀在一小块物体的表面,形成黄金黑。一方面摸索涂镀黄金黑的最佳条件,一方面测试黄金黑的红外吸收性能。在那时,黄金在我的心目中可没有贵重的概念,可李老师从一开始做实验,就再三叮嘱我,每一次用多少黄金一定要准确称量,做好记录,决不可有漏、差。

工作以外,李老师的话语很少。有时因工作接触到他人,他也是常讲这个人有什么特技,那个人有什么绝活。一次到化学系见到一个姓朱的工人技师,回来的路上,李老师对他赞不绝口。我听明白,是那位技师不只一次巧妙地把李老师的理论设想用技术手段表达出来。他从内心尊重所有那些有才能的人,包括普通工人。

对于当时的政治风潮,什么“反复辟、反回潮”,什么“批林批孔”,要求他参加的学习他一定参加,但几乎从未听到过他发言。后来,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了,说话也随便了些。一次我和他说起,系里的一位领导作风专横,他当即喝断,并告诉我再不要和旁人谈起。我看得出来他其实从内心是同意我的看法的。但他显然不愿卷入到任何是非中去,也许还有保护我的意思。

他带我做毕业论文时,题目是远红外材料的选择吸收与应用。第一步,他便带我到北京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查文献,这个过程中,他曾动情地说过一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国家花了不少宝贵的外汇进口这些情报资料,但实际利用率很低,真可惜啊!”他又说:“有的人搞科研搞项目,搞到半截搞不下去了,其实,同样的工作外国人也许已经搞过,早已证明此路不通,查一查文献就可以知道。文献调研可以说是搞科研的第一步,可惜有的人搞了一辈子也不懂得这一点。”他谆谆地教导我,一定要掌握好外语这个工具。为他的恳切和认真所感动,他的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在去燕山石化总厂调研时,李老师又和我说,这里有参与项目建设的日本工程师,他们在与本国老板签订的工作协议书上有一条,要求至少一个月返回日本一次,因为国外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如果长久地蹲在中国工地上,得不到及时更新,很快就会跟不上了。当时,我听李老师讲这些,如同天外之音,新鲜而又惊讶,甚至觉得难以置信。因为,那时中国的国门还没有打开,闭塞而又故步自封。所以,即使是在那盲目地批判“崇洋媚外”的年代里,李老师也是特别重视文献调研的,他把这看成是不出国的考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上班时间若要找他只有两个地方:实验室和图书馆。他对与课题相关的几种外文期刊,连续地追踪阅览,每一期看过后,他都在一个他自己知道的固定地方做一个小小的记号,必要的则摘要做资料卡片。他家里积累了好几抽屉的卡片,分门别类的,那是他几十年科研工作的积累。多年来,他的这些习惯与做法我也一直仿效着,受益匪浅。 李铁津老师对于我的更大帮助在于,在我人生道路面临机遇与抉择时,他总是努力给予帮助,积极给予指导,使我尽可能地少走弯路。他殷切期盼我成材,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所有这些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毕业离校以后,李老师一直为我被分配到人造卫星观测站并闲置着而惋惜。1979年年初,大学继“文革”后恢复高考,又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李老师所在的教研室是吉林大学中最早具有这招生资格的单位之一。李老师深感这对我是个摆脱不利处境的极好机会。那还是在寒假期间、春节过后不久,李老师拿着报名表特地从吉林大学就近找到我爱人所在单位——吉林财贸学院卫生所,给我传递消息并希望我报名。然而,那个时候,我们全家都正在天津。父亲病重,弟弟将我们全家从长春召了回去。随后又是父亲病逝,我又在津停留了一些时间。机会到底错过。

转眼几年过去。1984年春节农历正月初六(2月7日),我到李铁津老师那里拜年。我和他说起长春物理所情报室需要人,我想去而又有些眷恋着人卫站较好的待遇时,冷不防,李老师厉声说道:“你这是鼠目寸光!再这样下去,将来你会没脸见你的同学!”我和李老师相识相交多年,他说话从来都是和风细雨的,表达不同意见也总是委婉而温和。像如此地高声大调,如此地直截了当,我所亲见的,这是唯一的一次。李老师的当头棒喝,对于我来说如同是醍醐灌顶,我当即下了决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迈出的这一步对于我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到长春物理所,开始在情报室所属的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一年半后被调到所办公室从事统计信息与外事工作。我是物理所机关第一个使用计算机的人。由于工作舞台开阔,工作内容丰富,也由于自己的勤奋,我先后在报纸、杂志与专题会议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获得三项所级以上的科研管理成果奖。所以,1992年12月12日,我被顺利地评为高级工程师(科研管理)。取得高级职称资格,我是我们班同学中的第一个。准确获知此消息后,我马上告诉了李老师,他听后欣慰地笑了。

关于李老师还有许多事,有的是我亲眼目睹,也有一些是多年来我陆续从其他人那里获知的。

李老师出身于旧官僚家庭。195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而后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同学,叫朱自强。那时的李老师还是很活泼开朗的,担任着团支部委员的职务。1957年反右斗争,一场寒潮袭来,百花凋零。朱自强被打成“右派分子”。李老师虽未戴上帽子,但被划成“严重右倾”,“内部控制使用”。经过这样一个教训,李老师一下子变得谨言慎行、谨小慎微了。而他与朱自强老师的友谊则一直保持着。我初到李老师家那次,就发现一个戴着黑色宽边眼镜、身体壮实的中年人在厨房里揉面,忙活着蒸馒头,那样子很像是自家人,我以为是李老师家的亲戚。后来多次去,多次遇见,渐渐知道他是李老师的同学,也知道了他的故事。朱老师因为是戴帽右派的原因,一直没有结婚,他把李老师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一样,而李老师也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说来着实令人感动。改革开放后,朱老师右派改正、去掉精神枷锁,是李老师夫妇张罗着,帮助这位老同学成了家。朱老师后来调到河南大学并深得重用。不幸的是,朱老师几年后因病去世。又是李老师将朱的女儿接到长春读书,最终辅助其考入大学。人生得一知己足已。世界上如此的友情又有多少?

听李老师的姐姐说,他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物理学家。为了这一理想,李老师成家很晚,是在“文革”之中、走五七道路之时。但客观说,他要成名成家的志向在“文革”前就已实现了,他早已是物理系不可或缺的业务骨干,在全国红外研究领域也小有名气。那时,物理系承担了一个研制“红外夜视仪”的军工项目,按照当时的规定,要向公安部门上报课题组成员名单,但那时又有规定,像李老师这样身份的人根本不能参加这样涉及国防机密的研究项目。当时的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温希凡(上世纪八十年代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真是很有魄力的,采取瞒天过海的策略,指示:“榜上无名,暗地通行”,即上报的名单不列具李老师的名字,但在实际工作中倚重。

李老师生活的年代不但工作上受限制,研究方向也不能自由选择。他较早地敏锐发现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将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新领域,就积极投入精力研究——是秘密的,有问题私下向化学系的蔡骝生老先生请教。如此,用李老师的话说,“地下工作十三载”,至1980年前后,才正式调到蔡先生的教研室。物理系坚决不放的,无奈李老师意志坚定,蔡先生又动用了他的权威——蔡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李老师的研究工作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在新时期开始了他事业的大发展。

李老师的那个年代生活条件也是艰苦的,东北尤甚。但李老师是有能力的,这也表现在生活上。他利用出差的机会想办法从北京、天津买了猪肉带回去,肥的熬油,瘦的制成肉松。他还自己养鸡下蛋以弥补那购货本上有限的定量供应。有一次,我去李老师家,李老师的爱人董老师向我念叨,“也是奇怪,我喂这鸡就是不如他喂的爱下蛋。”李老师的手也巧,会裁剪与缝纫衣服。李老师出差去上海,教研室的女孩子都喜欢托他买衣服,他买回的东西保证颜色合适、尺寸合体,又便宜。

改革开放后,李老师终得解放,带研究生、搞科研,忙得不可开交。我到他家去,常常是谈话间,不时有研究生打断来请教。他那时带的研究生有十几个。董老师说他:“整天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人像个机器一样运转着。”李老师则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搞科研、教学最好的时期。

李老师十分注重学习。他认为,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已编辑成书的知识虽系统可靠但已不新鲜,各种科技期刊杂志刊载的文章有内容也比较新鲜,但最新鲜的还是报纸报道的科研快讯,尽管是只言片语,内容单薄,但往往是这只言片语对开阔视野也有好处。李老师注意追踪科技发展的新动向,他是那个时代图书馆外文期刊部里少有的常客。他还自费订阅了《参考消息》,就因为其中一版经常刊载国外科技发展动向与成果的报道,是处于“文革”中的其他报纸所没有的。我时常看见李老师在厨房里边照看着饭锅边浏览那报纸。改革开放之初,李老师特别喜欢接待国外以及祖国南方广东等地的来访者,交流中,他咀嚼与吸收来自异国他乡的新思维、新观点。李老师一贯善待年轻人并乐于与他们交往,他常向我称赞他的研究生,说“后生着实可畏”,同时又从年轻人身上接受朝气的冲击,保持自己精神不老。这一点也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我。

接受了新思潮,认准方向,李老师就坚决付诸行动。在吉林大学,他是最早走出书斋,投身“下海”的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与人合作、自筹资金创办科工贸相结合的公司,这在全校是首例。我受李老师信赖,亦曾参与公司工作,那时亲眼见他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学校和公司之间,很是辛苦,但却乐此不疲。

痛惜!李老师逝去了,而且走得十分突然。我是在2005年11月初的一个同学小聚会上听到消息的,说的人是辗转听来,似乎也不怎么确定,此后两天我多渠道地打探,希望这不是真的。然而最终在其北京姐姐那里得到证实。也就在那一刻,我手握着电话话筒,眼泪夺眶而出,任它流淌,并毫不顾忌办公室里还有其他的同志。——是六月中旬的事,李老师接连四天参加博士生的答辩会,中午一个学生到他家讨论问题,他送那学生出门,一头栽倒就再也没有起来,是心血管意外。可以说,李老师是以他的生命殉了他所钟爱的科研事业!

我想起,就在这一年的春节时,我打电话给他拜年,问起他身体如何,“很好啊!”回答的声音洪亮而充满自信,他说他才刚七十岁。接着又勉励我说,你还不到六十岁,有一定活动能力,知识面广,外语又有相当基础,即使退休了也可以考虑继续做些工作。他自己豪情万丈,对我依然满怀热望,我口中连声答应着,心中却暗暗惭愧。三十多年来,李老师于我,平素严格要求,紧要处点拨指正,一向爱护有加,如父如兄。如今,他去了,我将怎样才会不辜负他呢?

李老师去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此恨绵绵 

建筑师的梦(四)-写在9.11

Thursday, September 11th, 2008

(连载于:http://bbs.arsenal.com.cn/thread-16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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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9.11……

七年前的凌晨,可能因为经常看阿森纳吧,已经成了夜猫子,因此在电视上目睹了9.11的全过程。当时的心理反应就是想吐,而“美国政府为什么那么愚蠢?” – 是后来几天,我们一直在问的问题。

据一位年岁较长的澳洲朋友说,9.11的震惊,让他想到了获悉肯尼迪遇刺消息后的那种感觉,对此,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因为模模糊糊还记得,听到那个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时,周围一些大孩子们好像很有些兴高采烈,也是到后来才明白,那些大孩子们口中的“古巴耶斯,杨基诺”的意思是“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9.11给我们带来的震惊,倒是与几年前听到戴安娜惨遇车祸时的感觉相似-不敢相信!不过那次消息传来是在一个下午…

9.11后来的一个星期中,估计还没有从噩梦中清醒的许多澳洲人可能都有“世界即将灭亡”的感觉?那时,我们在市中心附近有一个小小的电器店,几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星期都几乎没有人光顾的现象。说没人光顾也是不太准确的,应该说是没人买东西,没人想花钱,因为经常有人走进店里,站在那台正在播放新闻的大屏幕演示电视前,久久不能离开…

震惊是不假,但绝没有澳州本土们那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因为在9.11发生后第4天的一个星期六,在一次房地产拍卖中,我们胆子很大地买下了将近一英亩的一块地。

因为9.11的干扰,那次参加竞投(bid)的,其实就我们一家。

负责销售这块地产的,是墨尔本几大房地产公司之一的Barry Plant的代理 (agent)Paul,他一大早就给我们来电话,可能是担心没人参加拍卖吧,口气中充满了恳求和诱惑,说时机大好,劝我们一定要去…

 

其实,我们主意已定,因为一见到那块地(其实是一块山坡),就喜欢上了(我们懂风水的朋友后来对这块地也赞不绝口,说如果这地是在香港,绝对没有我们的份,早被那些有钱人抢走了)。

帮我们贷款的代理(agent)苏珊也已经向我们保证,贷款绝对没有问题,最后付清(settlement) 的时间定2个月就够了等等…所以即使Paul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一定会参加拍卖的,只不过为了不显得太急切,所以在接Paul的电话时,故意没有说准去还是不去…

当我们到了拍卖现场,就是那块我们看好的地的前面时,除了标志明显的几个买方和卖方的代理外(见到我们,他们似乎都松了口气),还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摞纸,在那块地里走来走去,Paul告诉我们,那是另一个买家,不过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他和卖方认识,也是埃及人…

那个埃及人明显是个“托”。

主持拍卖的依然是个子矮小,体格健壮的Barry Plant 本人(后来一看见他,就会想起那个曾经在阿森纳的邓恩,见上图)。

在Paul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拍到了这块地,价格比卖家原来定的底线还有低4,5万。难怪后来(因为贷款银行对地的估价)去见Barry Plant时,他说卖方,那个埃及Dr(不知是医生还是博士)的太太,后来找他算账,说是他和我们勾结,拍卖时压了价…

当然,那是在埃及Dr他们从9.11的震惊中清醒后的看法,拍卖时,他们可是很担心“天下大乱”之后那块地会砸在手中卖不掉的。

建筑师的梦(三)- 写在教师节

Wednesday, September 10th, 2008

(连载于:http://bbs.arsenal.com.cn/thread-16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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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估计留学生们对此都深有体会。我们在国内那个小家里,经常搬动家具,就是为了住得更舒服一些,因此到了国外,环境不同了,我们就经常搬家。

从旅馆搬出来后我的第一个“家”,是在位于墨大北边的那个最穷的Brunswick区,一栋在大马路边上的颇为潦倒的小平房,一起合租的房客,是几位可爱的马来西亚留学生。

三年中,因种种原因搬了六次“家”,在真正“安居”- 买到自己的第一个房子之前,最后租住的,是一个在新西兰做生意的台湾朋友家,房租很便宜,因为那朋友的房子内,整套家具都没有搬走,有帮着他看房子的意思,这栋漂亮的房子位于墨尔本富人区Kew。

我们的居住条件因搬家,一次比一次好,一次科学院派代表团来慰问留学生,带队的,正好是我们原来在化学所同组同事的爱人,因此他特意指出要到我们“家”探访,那位同事的爱人临走时说,看到我们能在国外安居乐业,很为我们高兴,还冒出了一句:可能邓小平居住的条件也不过如此…

频频搬家,让我在留学生中荣获“房管委”的美称,经常有留学生打电话问有没有便宜的好住处,后来大学的导师们也曾慕名而来。我的导师,现在墨大化学学院院长Dr.Giggino,就两次请我帮着系里的中国访问学者安排住处;而另一位我在澳洲科工联(CSIRO)的导师Dr. Mao,冒怀庆先生,也亲自带着到他们那里访问的中国学者,找到我的住处,请求帮着解决那位女学者的住宿问题。

冒先生待人诚恳、热心好客,帮助过无数大陆来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我们许多留学生都亲切地叫他”老冒”。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当时我在墨大马路对过一栋小楼的楼上租住,房东住在楼下,是一对老年夫妇。给Dr.Mao 和那位访问学者开门的是房东老两口的女儿,一个少见的卷发披肩的美女,记得冒先生谈完正事,临走前,还很什么地说一句:“那个房东的女儿可真漂亮啊!”

冒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除了在学术界的杰出外,音乐书画摄影无不通晓,还因为对澳中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曾得到澳州总理的嘉奖。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他家听到我最喜欢的《黄河大合唱》时的感动,后来得知,这是他在招待华人朋友和留学生时的传统节目。他的摄影水平也达到相当的程度,曾出过一本包括许多精彩摄影的中国游记,我家中还藏有他赠送的一幅九寨沟的摄影。

也许是恰逢教师节吧,写到这里,想起了我的导师们,包括那些中学,大学的老师- 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导师。

就借机在这里跑一下题吧:谈到Dr.Mao,很自然会想起我们的一位老所长,被化学界称为“大杂家”的胡亚东先生,胡先生一直对我们很关心,在我们出国的过程中,对我们帮助很大。被称为“杂家”,是因为他不仅能歌善舞,也是原来北京花草协会的主席,还是不知道什么名堂的许多协会的主席。2000年回北京时,在中关村碰上他,70多岁,依然自行车骑得飞快,见到我们,一个急刹车,单脚撑地,单手扶把,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硕大的照相机,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第3代数码相机(还是第4代,记不太清了),拿去修理等等,当时想到我那个花了$500大洋,买了不久的小小数码相机,不禁对这么大个儿数码相机的专业程度感到很好奇…

谈到老所长,自然又勾起了对远离我们多年的钱人元先生的怀念,钱先生是我国高分子物理化学,高分子物理学和数学研究的奠基人,堪称一代宗师。我在墨大念学位时,一次他应Dr.Mao的邀请带团来访,热情的“老Mao”,特意将他安排在自己家中,以便盛情款待。过了两天,钱先生在CSIRO的一次讲演之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我是不是也可以搬到你们那里去住?”(当时已经有化学所的另一对同团来澳的老研究员夫妇住在我们“家”) 原因是那个虔诚而好客的“老Mao”,星期天一定要带他去教堂做礼拜。好在因为我对“住”的重视,那时租的房子在离大学和市中心很近的北墨尔本区,那个房子因装潢的古香古色而被其他留学人员称为“castle”,房间不少,还有独立的正式餐厅(被我们改成了睡房)和非正式餐厅,于是我们一家挤到最大的那间睡房,三位化学界前辈,占据了一间主睡房和那间餐厅…

后来钱先生每次来,都会与我们聚会。最后一次在澳洲见面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家,钱先生饶有兴致地在家中和院里拍了不少照片,并在院子中的那棵结满柠檬的小树下留了影。后来我们回国时,钱先生打电话给我们,说他刚动了手术,否则一定前来看望…

没想到那次通话,竟成永别,每每想起,钱先生的和蔼和平易近人,总是让我们感动不已。

感动的同时,也备感惭愧。虽然最终选择了改行,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学术上对我们的帮助的,不仅在化学所,就是在留学期间,他也对我们这些远在海外的化学所的年轻人无比关怀。钱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三个评委之一,我对此一直暗自庆幸,如果不是他的让我汗颜的评语的话,估计我那个磕磕巴巴英语的论文,也不一定能一次通过。

让我深感惭愧的,还有我的启蒙导师 – 也已经离开我们的中学班主任,教物理的刘宗武老师。因为他,我的物理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特别是力学部分,他后来说过,我是他教过的力学学得最好的学生(之一)。现在想起来,我之所以会开始“建筑师的梦”,不仅是因为喜欢画画,还因为当时觉得,喜欢力学,也一定会喜欢建筑学(虽然后来证实这也是一个误解)。

因为刘老师,在我的“建筑师的梦”中,时不时还会“见”到居里夫人。报考大学志愿时,听从了他的建议,第一志愿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的航天技术方面的绝密专业,即使阴差阳错,后来工作时被分到了化学所,居里夫人还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另一位让我在怀念之中也掺杂了不少惭愧的是吉林大学的李铁津教授。我和另一位大学同学,与李老师有过一段同舟共济的经历,在此就不详述,南开中学的一本纪念文集中,我们都著文怀念过这位刚直不阿,学识渊博的李老师,怀念我们那段有些坎坷的历程。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曾失去了一次继续作为李老师学生的机会。在化学所工作时,1985年前后,我们研究室购入了国内第一台进口的纳米荧光光谱,为了追赶国外化学方面纳米研究的脚步,李老师高瞻远瞩提出了一个吉林大学与化学所联合研究项目,建议我作为他的研究生,参加这个项目……但因有关人士的短视与自私,最终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而那台纳米光谱仪在我离开化学所时,也因使用和维护不当,无法正常工作(15年之后,中科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纳米科技中心”)。这件事,促使自己在年近40时,选择了出国念研究生…..
最终因其它原因,还是辜负了老师的期待……。

怀念和感激,往往是很难用语言表述的,但还是想在教师节之际,借此机会,感谢那些依然健在的导师们,祝他们身体健康,青春常在!

并以两篇吉林大学研究生追悼李老师的文字,来表达我们对那些逝去的恩师们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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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走的那样突然, 没有留下一句嘱托的语言,令我们手足无措,泣极悲伤。
二十五年交往,可谓情同父子,谊如兄长,谨撰写此文,以告在天之灵。   

您尽全力把生命,爱和做人的意义教给我们,而您仍然那样祥和、朴厚和安详;
您尽全力抵抗对您的不公,而您最多的还是选择忍耐和退让;

您尽全力吸允科学的雨露,而您却全用于浇灌小苗;
而今,桃李满天下,您却再也嗅不到果香,可我坚信您已步入天堂;

春天已过,夏日降临,您却再也看不到学生的收获,可我坚信,冬日的瑞雪,
是大地给您披的孝装;

    铁津先生,百年天堂再聚,我仍然选择您做我的师长。

    呜呼!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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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吉林大学纳米先河惜乎南开学子陨北国
领化学学院光化风骚悲哉凝聚物理褪彩华

听到消息太让人震惊和痛惜了,没有功夫去平平仄仄的对了,暂且用这一挽联略表心中的哀悼之情,
一个实实在在搞学问的科学家就这样匆匆而去,在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
一个不玩纳米概念的纳米科学家就这样匆匆而逝,不是痛惜可以表达的,

李老师带走的不仅仅是他的满腹学问,带走的更是他高洁的品行,
我们在此祭悼,不光是要怀念一代大家李铁津老师,
更重要的是把李老师留在我们中间,
留住李老师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品行。

让我们默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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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千千万万个人类的建筑师!

 

建筑师的梦(二)

Tuesday, September 9th, 2008

(连载于:http://bbs.arsenal.com.cn/thread-16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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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估计所有留学生踏上异土之后,都会感觉到“衣食住行”中,“住”是个第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个最麻烦,最花时间,最花钱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很多留学生在没有出来之前,就会通过已经出来的朋友们帮着安排住处,或临时在当地的朋友家挤一挤。而我们当初出来时,就比较两眼一麻黑,学校给我们安排在哪里,我们就得先住到哪里。

我当时被安排到了墨大的“International House”- 大学所在的那条林荫大道上,一栋挺国际化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短期居住的建筑物。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花了200多大洋后,就溜了,仅凭一年几千澳元的奖学金,这个国际楼不是为当时我们那些留学生设置的。

经介绍,我搬到了附近的一个旅馆。这个旅馆也很国际化,有来自五湖四海(应该是五大洲四大洋)的留学生和游客,而且经常有人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我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星期,遇到了好几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相比之下,这旅馆还真便宜,记得一个星期才$89,还管早晚两餐,早餐是正儿八经的英国式早餐,可以随意点煎火腿,煎鸡蛋,或煎香肠,还有烤面包什么的,牛奶,黄油,果酱,果汁是不要钱的。晚餐也很正式,和餐馆差不多,有几种正餐可以选择。

当时对我们这些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学生来说,觉得已经相当共产主义了,只是那$89元一个星期,相对来说还是贵了点,因为在当时,一个房间一个月的房租,也不过如此(如果对住房要求不高的话),而比较节约的留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可能40大洋也就够了。

从物质上来讲,日常的“衣食住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上,体现在我们对“生活质量”的解释上。

“衣,食,住,行”中,我一直比较注重“住”,对于“衣”和“食”,以“舒服”为准。

不喜欢做饭,所以只要吃得舒服,就足够了,吃得太多,吃得太好,都会感到不舒服,餐馆去多了,也有吃腻的时候。比如时间长了,墨尔本那些有名的餐馆也几乎吃遍,绝大多数还是粤菜,换店不换味,有一个上海人和台湾人的夫妻店,生意做得不错,最初在唐人街开了一个《小平餐馆》,去吃了一次,也没有吃出什么四川味来,也许是我们没有敢点那些很辣的菜?这夫妻俩,后来又在我们附近开了一家《蒋家菜馆》,可能有经验了,这次进步很大,不仅店内装潢很有水准,菜谱上也有许多江浙的名菜,据说师傅是从浙江请来的。不过,我们花1/4的价钱,就能在旁边一家姓朱的上海师傅自己开的装潢简单的餐馆里,吃到同样质量的菜,除了江浙一带的菜,上海师傅烧的其他几大菜系的菜,味道都好像不错,而且相当便宜,$48,四人套餐,2个冷盘,2个荤菜,还有一个素菜(以前还有一个甜点,后来取消了,这么便宜,可能真的赚不了什么钱),米饭和茶都是免费的。通常四个人是绝对吃不了的,那一盆酸菜鱼,多半会剩下一大半,我最喜欢吃的丝瓜面筋和宫爆鸡丁(只有这一家能作出在国内吃到的味道)也会剩半盘,打包后,省了做另一顿饭菜的时间。不过不想做饭时,我们经常去的还是家门口的一个小餐馆,只是因为比较方便,或者在旁边的一个比萨店,买两个比萨饼和六个炸好的鸡翅膀,回家熬一锅糯米红豆稀饭,凉拌一盘黄瓜就可以了,也因为方便,还因为吃得舒服。

“衣”自然“舒服”更为重要,牛仔裤,高跟鞋,紧身衣什么的,从来都不会出现在我的衣橱中,对名牌也不在意,虽然现在买衣服,买鞋等,也看牌子,只是因为某些牌子的质量和款式比较适合自己而已。

我们那时在国内,“行”是没有什么选择的,所以尽量避免外出;

但虽然注重“住”,却也没有多少可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企图把单位分给我们的那套小小的单元房布置得更舒服一些。所以,同住在北京的我弟弟他们来访时,几乎每次一进门都会惊讶:“你们怎么又重新摆了家具?”

Sunday, September 7th, 2008

预祝:

北京残疾人奥运会圆满成功!

 

建筑师的梦(一)

Sunday, September 7th, 2008

(连载于:http://bbs.arsenal.com.cn/thread-16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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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homas Cole (1801-1848), The Architect’s Dream, 1840, American.
Oil on canvas. 134.7 x 213.6 cm. Courtesy of The Toledo Museum of Art, Toledo.

我那个建筑师的梦,是在刚上中学不久就开始的。我们学校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附中,位于两个大学中间的一个湖边,一条小路,将湖面一分为二,一半属于天大,一半属于南大,而路的尽头,就是我们当时那个仅仅有一个年级两个班的,新成立的附中。湖和操场之间,有一排不高的铁丝网,湖边一排垂柳,在树干横在水中的一支柳树旁边,有几块大石头,那是我们几个贪玩的女生,最喜欢的去处。我们经常越过铁丝网,跑到湖边,用手绢,树枝等做成小网子等捞鱼摸虾,我们好像永远也玩不够,可能是因为那时湖里虽然有不少的鱼虾,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捞到过什么吧。

考试之前,我们也都喜欢装模作样地,坐在大石头上,或树干上“复习”,好像不止一次,把书“复习”到水里,班主任挖苦的话语中,也总是含有笑意。

还有一次上课铃响了,我急急忙忙越过铁丝网时,刮破了手掌,伤口很深,至今还有一个很清晰的伤疤。

一天,在湖边看到一群人在那里写生,忘了是谁告诉我了,他们是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将来当工程师,搞建筑。

从此以后,就对搞建筑发生了兴趣,一是特别喜欢胡乱涂抹,一想到上大学还可以继续坐在湖边画画,学建筑立即就成了我的第一志愿。二来,那时有一个很混淆的观念,以为工程师就是建筑师,女工程师,就都像那个电影中,短发齐耳,头戴安全帽,夹着一卷图纸的(漂亮的)女建筑师。

对建筑学和建筑师的两个误解,让我开始了建筑师的梦。

但没有学成建筑,也没有成为头戴安全帽的女工程师。

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梦似乎还在继续…

小儿子考上了墨尔本大学的建筑系,在他18岁生日时,我在一个装潢精致的小小商店里,花了40元,为他买了一幅镶在精致画框中的小小的画作为生日礼物。

儿子拿到他建筑学的第一本教科书时,笑眯眯地翻开书让我看,第一页上印着的,就是我给他买的那幅画,这幅托马斯-科尔1840年的油画:The Architect’s Dream – 建筑师的梦。

这幅作为生日礼物的画,曾一直挂在小儿子的睡房中,但他后来由建筑系转到了工程系,作为电脑软件工程师毕业于墨尔本大学。

想起来,当初可能不应该买这幅画,即使买了,这幅画也不应该挂在儿子的睡房中,以至当建筑师,真的成了我们两代人的一个梦……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开始追寻父母走过的足迹时,突然发现,这也许是我们三代人的一个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