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译的日记(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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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 星期二

今天下午2点,还是在福斯克里区的心理诊所做翻译,翻译的对象是一对老年中国夫妇,但刚一见面,就对他们他们的岁数产生了误解,因为那位60多岁的田女士看着像刚刚50出头,衣着得体,长相端正大方;而她的先生虽说年近70,但除了脸色有些苍白外,满头乌发(估计是染的),腰板儿挺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比他的实际岁数显得年轻多了。

但当我开始翻译后,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到辛酸,也感到莫名的愤怒 -为旅居海外同胞的这些不幸遭遇!

来自上海的齐先生在国内是一位桥梁工程师,多年前丧偶,退休后投奔儿女定居澳洲,在社区活动时,认识了能歌善舞的田女士,于是在4年前结为伉俪。

为了不依靠儿女,也不依靠政府,老两口在北区买了一个Milk Bar,辛苦经营,除了批发送货上门以外,因为不会开车,所以他们每天早上开门之前,还都要走20多分钟,去附近超市兑些降价的饮料什么的拿回店里来卖(这里大的超市多是24小时营业,有时饮料等物品会降价至半),买货后,两个人推着超市满载的购物车走回来,还经常手中提着,肩上背着…

老两口做生意本来已经很不容易,结果居然在3年中2次被劫!第一次歹徒抢了钱箱后逃跑,老先生追赶出去,被歹徒开车撞倒,小腿骨折,第二次一进门就用垒球板子打得老人血流满面…

这两次被劫对老两口精神上打击很大,作为对受害者的社会福利,政府为他们每人提供了10次免费的心理治疗。

这次心理医生是玛丽,负责帮助两位老人在心理咨询以外的其他事务的专案经理,则是一位更年轻的男医师。

在翻译过程中,当老先生叙述时,太太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搞得我也有些变呛变调的,玛丽事后问我是不是OK,她说受害人的这些经历经常会对翻译人员也造成心理阴影,如果我不喜欢的话,下次可以换别人等等…

其实我只是比较容易眼圈发红而已,这也是那些遇到问题的同胞们比较喜欢我的原因。而这些在翻译工作中碰到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对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不会有太深的影响,但总是会激励自己,增强好好为这些同胞服务的愿望。

在谈话过程中得知,老两口在第二次被劫后,负责他们这个案件的一位年轻的资深警员(或叫便衣警察:detective) 特意带了翻译家访,并建议他们来这个心里诊所进行一些心理咨询。

两次被劫后,两位老人觉得很丢脸,也不愿意跟亲戚朋友谈起此事,憋在心里,造成精神上很大的压力,也严重影响了他们两位的身体健康。据玛丽所说,这应该是许多害者的共同的心理。

不过我觉得中国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以及移民的特殊身份,也是引起两位老人的心理和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几位儿女,也没有对老人表现出应有的关心,甚至对田女士还有埋怨之心…

侨居国外,总是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加之语言不好,更容易招来少数短视的本土的歧视,和一些歹徒的持强凌弱,更何况是两位老人?

不过通过这两位老人的故事,再一次感觉到在澳洲社会上,也有许多好心人。在澳洲经历过许多事情,当有人为难时,很少袖手旁观者,总是会有许多“路人”前来相助。比如两次事发后,临近商店的业主们,过路的行人,都向老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而那位年轻的警察,更是表现出了很强烈的同情心,他为此事几次家访,替老人出谋划策,并提议他们申请政府对受害者的精神赔偿,还帮他们联系了免费的法律咨询等,其实,这都不是在警察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

据玛丽讲,他还多次打电话来询问,并让玛丽一定要善待两位老人,听到这些,心里感到有一股热流(可能眼圈又是发红)。在澳洲社会上,我自己也遇到和见到过许多这样的好心人,热心人,拔刀相助和打抱不平的澳洲人,在内心总是对他们充满了敬佩和感激,这位年轻的警察就是一个这样典型的好人!

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肖恩。

前天周日,约了几位朋友来家小聚,一是因为春节刚过,二来搬新家不久,也一直在陆陆续续分期分批地搞“Housewarming Party” ,周末请的主要是几位原来在墨尔本大学念学位时的朋友,师兄妹和导师。

席间,也请了澳洲科工联的尼尔-安德森博士,我念学位时的副导师。

有几年没有跟安德森博士联系了,但自打那次在云的门口看见他后,就一直想搞清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并希望能了解失忆前,云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自己心中的一些其他相关的疑惑,以乔迁之喜的借口,这次也就特意请了他。

周日聚会,人多口杂,只是从侧面了解到,安德森博士还是继续在搞高聚物中能量传递方面的研究(也是我当时在研究所和学校一直从事的课题)。当侧面打听在堪培拉的能源学术会议后的那场车祸时,他摇头感叹说车祸后的受害者中,有一位与他合作的,很有水平的中国学者…

但在谈到这个话题之后,安德森博士就好像陷入了沉思,聚会上一直没有再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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