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原创’ Category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Saturday, August 24th, 2019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来自“世界不平均数据”组织,《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年》(图1A、图1B)

《报告》“指出:欧洲最好,差别最小,中国其次,美国、加拿大不如俄国,中东最差,印度逐步走向最差(图2)!

真的吗?有国内同学问,中国贫富差别的状况要好过俄国、美、加…印、中东吗?

一点没错!这也没有什么奇怪道的,毕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因是发展中的国家,比不上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欧洲因这些北欧国家,总的贫富差别要比其它地区小一些)。

 

 

 

 

 

 

 

 

 

 

 

 

 

 

 

 

 

 

(图1A,1B)


(图2,各地区收入最高的10%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图3A、图3B英文,大部分地区的贫富差别在扩大,或保持高度的贫富差别不变)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图4,全球收入不平均的加剧并非不可避免,若向欧洲看齐)
 
 
报告总结:
据该组织乐观的设想,这种全球贫富差别加剧的现象也是可逆的,若全球按照欧洲1980年以来的贫富差别走势(绿色),到2050年,50%底端(下面曲线)收入占比会逐渐增加,而1%最高收入的占比会逐渐加少,若跟着美国学,差别将越来越大(蓝色),若各国继续按目前走势(紫色),变化不大。
 
但需要改变社会制度,谈何容易?
 
补充:
 
发现在2018的报告中,没有澳洲这一大洲的数据,于是去搜索了一下澳洲不平均现状,才知原因:太差了!澳洲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比低层的70%的财富还要多!
没有拿来对比,也许是维护发达国家的面子吧?
 
下面是澳洲国立民族台SBS的中文有关报道: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往事回忆(三十五)爸妈的故事(6)与罗长子比高低

Thursday, August 22nd, 2019

转自墨村二平新浪博客

(图:詹大南、牛树才(右)1948年在解放多伦前线)

有一朋友读了《往事回忆(二十六)》后,在评论中问:看徐海东和警卫员照片中(詹大南16岁参加红军时曾为许海东警卫员),詹大南也是大个子,这一比牛树才更高,到底多高啊?

上面这张照片因为一远一近,看起来两人身高差别挺大,但实际上差别不会那么大,不知道百年老将军年轻时身高多少,但父亲身高1.84米左右,所以詹大南将军也应该是个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

平津战役纪念馆初建时,需要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照片,但没有找到,只能用了一张早期的穿便装的照片(见《往事回忆(三十三)平山老家行》)。

最近4、5年一直努力在网上搜索父亲在战争时期的照片,但只找到了上面这张非常模糊的照片。

谈到牛树才多高,引出了一个最近人们关心的话题,也让我在读到凤凰网的一篇有关伟人们多高的文章时,觉得有些好笑。

此文以批判个人崇拜为由,“引经据典”拿出一系列照片,证明毛泽东没有那么高大,只有1.75米,因为蒋介石不到1.7米,毛泽东比他高不多,还因为他比罗长子(罗瑞卿)矮5公分,而罗瑞卿只有1.80米…..

不知道伟人们到底有多高,谁比谁究竟高多少,但很清楚我们家男孩子身高都在1.8米以上,而父亲比他们都还要高。

通过照片比人物高矮,是非常不准确的,就像上面这张照片,似乎两人身高相差不少,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照片中人的位置不同、拍照时地面的状况、拍照的角度等等,都会造成人物高矮的错觉。

而要以此错觉为依据来“论证”什么,批判什么,是不是就有些欲治其罪何患无辞之嫌?

由此想起了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

一次晋察冀开会,父亲可能因个子高与罗瑞卿分在一个屋子里住。一般老乡家的炕,对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长度都不是太富裕,把两个大个子分在一起,睡觉时可以稍微斜着点,或横着睡,具体他俩怎么安排的,记不太清楚了。但当时两个人都说自己比对方高,不太服气,于是跳下炕来比了一比,究竟谁更高一些呢?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总之两个人的身高应该是相差不多。

看来历史事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写的,包括伟人们的身高?

华夏文化的包容性

Friday, June 14th, 2019

读了宁稼雨 的《绪论:华夏文化的永久魅力》的短文,想补充一点:华夏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包容性是否也是其主要魅力之一?

“天下大同”,“人人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2700年前孔子的理想。 华夏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孔子之后朝政的演变。 从孔子千年之后的北魏鲜卑族开始,有一半之多的中国统治阶层都是少数民族: 鲜卑(北魏-北周)150年、契丹(辽)210年、女真(金)120年、蒙古(元)89年、满族(清)268年…..
而现在鲜卑、女真、契丹语都已失传,满语满文也都不再实用。

虽然在北魏之后的1600多年历史中,少数民族统治有八、九百年,但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最终也都为华夏文化所同化,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其包容性,是其源远流长的原因之一?
相信华夏文化,也必将因此生机无限!

放眼当今年世界,对此格外感叹,作为华夏之人自然自豪。同为华人,若将自己置于华夏文化之外,试图逆千年之道而力图分离者,岂不可笑?

往事回忆(三十三)平山老家行

Friday, May 31st, 2019

这两年清明都未能回国。去年写了一帖: 《老家行》,讲的是前年清明回曲阳老家之行。清明期间,思绪万千,自然想起了去年11月回母亲的老家平山之行。重踏故土,回到平山东冶村,参观附近的西柏坡战争纪念馆,似乎重踏父母走过的路,也是心中对前辈的一种祭奠。

解放前夕,我和妹妹都寄养在奶妈家。我的奶妈在承德山区一家农户,对我很好,我在她家养得白白胖胖,后来就与他们家结成了干亲。但父母去看妹妹时,见她小脸黄瘦,实在不太放心,于是就把我俩都接到了姥姥家。70年代初,我和妹妹与表妹一起回过平山老家,还住了一晚。近五十年了,旧地重游,感慨万分。出国后每次回国时间都不长,也没有机会回过平山。但这次回国时间应该是最短的了,却能实现平山老家一行,还要感谢大姐事先的安排得当。

自古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平山县被称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故乡”。1937年11月平型关战役后,五台分兵,聂荣臻率领一个独立团和其它部队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的号召下,短短几天内就有1700多平山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约占初建的晋察冀部队人数的一半,其中1500人被编为八路军120师718团,这就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平山团”。8年全面抗战中,20万人的小县,却有 1.2万人参加了八路军的正规军,7.5万余人参加村自卫队、游击组,共动员抗战人数近9万人,几乎占到了当时整个县将近一半的人口。平山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抗日战争时期有14000位平山同胞遇难,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5048位。

母亲是在1937年20岁时离家前往山西孟县,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建。时任县妇救会主任,县委妇女部长。两个年轻的舅舅也都随之参军抗敌。

这次回到平山县,一路看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巨幅标语十分醒目。47年-48年间,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都陆续搬到了解放区的模范县平山。中央机关驻扎的西柏坡离老家东冶村不远,当时整个平山县几乎都成了领导中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

来到东冶村后,发现已经找寻不到记忆中的景象了,只是村边吃草的羊只,让我感觉到一种熟悉的亲切。走在村中,看到近年来村里年轻人大多都离开了,许多人家,人走屋空,屋舍荒废。七十年代我们居住过的姥姥家的庭院,也是断壁残垣,杂草丛生。虽然一位表弟将老宅买下,但因无人居住,就一直这么荒芜着。

 

(上图:东冶村边)

 

 

(上图:姥姥家故居门前)

 

东冶村还有最早的公安学校遗址(下图)、董必武故居等

 

(上图:据说是董必武故居,几年前还有牌子)

 

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是第一次见证红色旅游项目。见到参观者穿着军装,还以为他们是在表演节目呢,难免被参观者嘲笑,说实话,每次回国,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呵呵。

在纪念馆的平津战役部分,拍下了平津战役参战部队的照片,其中有父亲所在的冀热察部队。

(上图: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中的平津战役参战部队)

 

 

1999年年底,参观过初建的平津战役纪念馆,也拍下了有关冀热察部队作战部分的照片(上图)。

图中照片穿军装者为詹大南将军,穿便装者为父亲,遗憾的是,至今也还没有找到父亲解放战争时穿军装的照片。近20年了,纪念馆一定变化很大。适逢平津战役70周年,颇为感触,下次回国争取去一趟。

 

往事回忆(三十一)感念晋察冀前辈

Saturday, December 29th, 2018

抗战期间,父亲(牛树才)于1939年10月调至晋察冀一分区,任地委组织部长。母亲(张文秀)在1940年4月调至一分区地委任妇委副书记,兼专区政府妇联主任,而当时的一分区妇委书记由父亲兼任。父母因此在一分区结识。1942年9月,母亲调离一分区,到晋察冀边区抗联,任妇女部副部长。同年,父母结婚,但直到1944年,为照顾夫妇关系,母亲才又调回了一分区,任一分区边区抗联组织部长,但时间很短,当年九月,晋察冀成立了四个二级区委和军分区,父母一起调往冀察区。

(以上内容参考了父母手稿)

父母在一分区、晋察冀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期间的艰难困苦,也与晋察冀前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战争时代的这种友情,是生死之情,纯朴直率,延续一生一世。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后,与晋察冀的这些前辈,接触多了一些,也深深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种不分彼此的深情厚谊。

记得在北京我们见过张苏伯伯、李葆华叔叔、白文治叔叔、孙敬文叔叔、章蕴阿姨、李宝光阿姨……等不少前辈。荀昌五伯伯是父亲老乡,他们从年轻时结下的同志情谊更是深远。

当时走动比较勤的还有赵进叔叔(曾任聂荣臻秘书)和王晏旭阿姨夫妇,每次见到王阿姨她总是慈祥地问长问短,和蔼可亲的王叔叔见到我们更是十分高兴。

还有一件“雪中送炭”的往事,想起来,难免动颜。

当时母亲在衡水工作,父亲还没有分配工作。一次,父母从衡水来北京,住在赵叔叔、王阿姨家,临走时,无意中说到在衡水买不到取暖的炉子,赵叔叔听后马上把正在使用的炉子里的火熄灭,炉子很烫,他就把炉子搬到院子里,放在雪地上滚动降温,以便父母能够马上带走……

但在到北京工作之前,我们与这些前辈们接触不多,父母生前也很少跟我们谈及战争时期和解放后的往事。

作为后代,在晋察冀一分区的前辈中,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王国权夫妇(王叔叔在1942年晋察冀实行“一元化领导”之前,任一分区地委书记),大概是1955,56年期间,父亲调到上海时间不长,一日,王国权叔叔和夫人常玉林阿姨带着4,5岁的儿子来访。王叔叔身穿呢子大衣,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温文尔雅,气度不凡。当时他要出国,说是要带上我们姐妹三人中的一个,还问他的儿子喜欢哪个姐姐,想带谁一起去国外……。

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写过,说当时要带我们之中的一个出国,可能就是逗着我们玩?不过最近与姐妹谈起此事,才知当时王国权叔叔是认真向父母提出的。常玉林阿姨与父亲同乡,父辈之间情同手足,所以父母也认真考虑了此事,还问过妹妹是否愿意与王叔叔一起出国。但我妹妹说不愿意,估计父母也真有点舍不得,因此作罢。那次应该是王国权赴东德任大使之前,在上海相会,是否专为此事,就不太清楚了。

到北京工作后,常见到任二机部顾问的张献金叔叔(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曾任一地委社会部长等)。他经常闲赋在家,我周末有时去他家玩,与他的女儿们也就成了朋友。张叔叔与我们这些晚辈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说说笑笑,非常亲切和蔼。

父亲被“解放”较晚,77、78年时还未分配工作,曾在北京小住。他还请张献金叔叔到我们那个被化学所职工称为“鸡窝”的小平房里吃了一顿午饭,张叔叔对我爱人的手艺赞不绝口。

80年代初,我曾与弟弟一起登门拜访过王建中叔叔(时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一进门,王叔叔见到弟弟就感叹道:“和大牛同志年轻时一个模样!“ 。聊天中,王叔叔与我们谈起了父亲,对父亲不乏赞美之词。虽是屡建战功的军人,但王建中叔叔谈吐儒雅,通晓诗词,虽然话语不多,但热心诚恳,他为人的和善与谦逊,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记得是在70年代末,我到张献金叔叔家玩,他说我带你到杨成武叔叔家去吧,我想他可能有什么事要谈,就跟着一起去了。到后,先与赵志珍阿姨在客厅里聊了一会,杨成武司令从另一个房间进来,介绍后,他握着我的手仔细端详,亲切询问。我很少听父母谈及这些前辈,父母也从来没有带我们去见过他们,因此不了解父辈间的关系,当时比较拘谨。

但听我妹妹说,一次开会,偶遇赵志珍阿姨,我妹妹自我介绍后,赵阿姨拉着她的手,非常亲切热情,像见了久别的孩子,让我妹妹十分感动。

而我姐姐最近找出了赵阿姨在我父亲去世后给她写的一封信,读后,又一次体会到这些父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和爱护:

 

 

 

 

 

(图1)

 

 

 

 

 

 

 

 

 

(图2)

 

 

 

 

 

 

 

 

 

(图3)

图1、2、3,是赵志珍阿姨在1990年给我姐的回信。

 

我以前没有见过赵阿姨的这封信,那封信是写在1990年父亲去世之后。读到满纸的关爱之情,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分。

在这封信之后,我们谁也没有再见过杨叔叔与赵阿姨,主要是不愿为我们自己的事去打扰两位前辈,但现在想起来相当后悔,颇为伤感,思念之情,难以言表!

这些从抗日到解放战争一起走过来的前辈们,他们相互了解和理解,在困难时,也是相互关心和惦念着的。杨成武叔叔在一分区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养病期间,父亲曾代理一分区地委书记,因这些战时的相处与理解,杨成武叔叔常以“外圆内方”一词评价父亲。

父亲54年因华东局变故,受到不公正待遇,从安徽到上海之后,晋察冀、一分区的许多老同志,为此不平。中央为父亲平反后,杨成武叔叔在上海见到父亲时,还很有些埋怨地说:“这些事,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一分区大家都在问你呢!“

父母与晋察冀、一分区前辈们在战时凝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和爱护,正是他们浓于血的战友之情的延续。

圣诞节的随笔

Wednesday, December 26th, 2018

最近整理资料,见到了父亲 五十多年前写的几页随笔。

那年圣诞节时,单位给我父亲送了两盆花,花师傅介绍说是圣诞花,当时父亲不知道此花也叫一品红,因此对西方传统宗教节日对共产党人的影响,颇为感叹,曾草书随笔几页:

 
 
 
 
 
 
 在随笔中父亲提到,巧得很,圣诞节也是我弟弟的生日。弟弟从小就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生日前一天,提出要求,过生日时要吃面。

父亲当时因两年前突发心肌梗塞,已辞掉了领导职位,虽然重病在身,但为祖国建设出力的雄心依旧:
“仍然觉着前途很远,任务很重,正在青春,正在壮年”!

 读后,父辈的为国献身、他们的自强不息,让自己深感惭愧!

时代不同了,远在异国他乡,随乡入俗,三十年来,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只是又一个公共节假日,但几页五十多年前的随笔,却让这个圣诞节有了更多的沉思和感慨。

往事回忆(三十)燕南民众学校

Wednesday, December 26th, 2018

在河北保定地方志的网站中,有一曲阳县的文物遗存网页,其中列举了二十八个曲阳最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以及最有名的石刻石造石碑等文物。这二十八处(件)文物,二十七个均为清朝以前的文物,最后一件,是清朝之后的唯一重要文物,这就是”燕南民众学校”的一幅大理石雕刻的校匾。

网页中是这样介绍这一校匾的:

燕南民众学校石刻校匾:燕南民众学校始建于1926年,为了与当时曲阳国民党所建的“平民学校”区别,取名“民众学校”。为了使该校成为全县文化教育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刻制一幅大理石校匾,中共党组织通过高子珍,请钱玄同和黎锦熙二先生,1932年7月15日分别为“燕南民众学校”题字和注音。字体为隶书,苍劲有力,瘦硬挺拔,别具风格。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是辞书专家,二先生都是社会名流。“

谈到燕南民众学校,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在20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曲阳,以及父亲在这段时间的经历。以下一段摘录自保定地方志:

“在党的创建初期,一批在北京、保定上学的曲阳籍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的彭桂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曲阳最早的共产党员,此后,一批进步青年相继入团、入党。他们利用假期,在城内县立第一高小举办“民众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曲阳在外地读书的进步学生相继回乡,开办“补习班”,继续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1928年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活动阵地——燕南民众学校。“

父亲也就是在1920年,12岁在曲阳高小读书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15岁时考入了保定直隶省甲种工业学校,主修纺织,他在学校参加了“曲阳黎明同乡会”,“书报介绍社”等进步团体。

(图一:1924年,16岁的父亲)

以下见博文《父亲简历》:

“1925年“五卅”运动中,牛树才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上街下乡宣传民主、爱国及进步思想,被选为学生会领袖和保定学联代表,因此被学校开除;

1925年9月,牛树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入保定大中专业学校,做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年底,因领导学生发起反对学校反动当局贪污腐败的学潮,再次被开除。

1926年,被学校开除后回到家乡,牛树才与一些进步青年,在曲阳城发起了“读书会”,每周聚会一次,组织阅读《响导周报》、《微声》等进步书刊,在曲阳各学校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同保守落后的旧文化势力作斗争,以扩大党的影响。“

(图二:1925年被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后全班同学临别留影,父亲-白衣上有记号)

(图三:1925年被甲工开除后校内团员留影,父亲-白衣坐者)

图二和图三照片是1964年王煜文前辈(其兄在照片中)寄给父亲的,父亲原照被烧毁。图三照片中文字:“森,怀是我们第一次受挫折的”,父亲原名为树森,另一同学“怀”,记不清姓名了。

1927年筹建“燕南民众学校 ”

维基百科词条中,简单介绍了燕南民众学校的成立和活动:

“1927年,筹建曲阳城厢平民学校(后改名燕南民众学校),牛树才任董事长兼校长。1931年,曲阳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即与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平民学校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在一些历史资料中,所列燕南民众学校成立日期不同,曲阳文物遗存中是1926年,而父亲所写的一篇几年烈士赵建庵的回忆文章中,成立日期为1928年春,综合对一些其它资料的考察,维基百科词条中所述:”1927年,筹建曲阳城乡平民学校“,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父亲与曲阳革命烈士赵建庵(据一些资料上称,还有张涛、田里夫、刘培基、张亚平、杨剑豪)等九人,在1927年筹建了“曲阳城乡平民学校“, 1928年春正式成立。这是一所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后改名“燕南民众学校“。取名“民众学校”是为了与曲阳国民党所建的“平民学校”有所区别。

当时父亲任董事长兼校长,赵建庵等任董事。这所学校是曲阳县的第一个进步组织,对宣传新思想,促进曲阳新文化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也是曲阳县第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1931年,曲阳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父亲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平民学校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在此期间,学校曾一度被国民党关闭,父亲及董事会成员,与反动势力周旋,保证了学校在白色恐怖中的生存,培养和保护了一代曲阳革命者,为曲阳革命活动筹集经费,进行救助被捕革命者等地下活动。

1932年7月15日,燕南民众学校请来了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改革家、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和黎锦熙,请这两位国学大师为学校题字,并将题字制成了大理石石匾(现存于曲阳北岳庙内):

(图四、五:燕南民众学校校匾就、拓印)

在校匾上,校名上方,是一行注音符号,左方题字处“钱玄同题字”的右边,有一行注音符号,“黎锦熙注音”的右边也有一行注音符号,而校名下方,则是题字和注音的罗马数字日期。

一幅石匾,既有繁体文字,又有注音,还有罗马数字,三者并存,实为当时钱、黎等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好写照!难怪曲阳将此列为28个最重要文物,成为28个文物中唯一一件清朝之后的历史文物,这也是曲阳在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见证。

钱玄同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曾共同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是中国实行简化字的先驱。


(图五、1927年燕南民众学校时期的父亲与冀明信)    (图六:照片背后1964年的父亲的题词)

图六照片背后的题词为:“戴眼镜者为万全县冀明信,乃当时甲工党的领导人,下落不明。”

1964年时,父亲还不清楚,在这张与冀明信分手时合影之后,冀明信去了平凉,一年之后,1928年6月17日,被国民党杀害于西安北门外,时年23岁。

1934年,学校被国民党查封,直到1945年才重建,此后的燕南民众学校,已与父亲无关。

1937年10月2日,日军占领曲阳城,并储备大量军用物资,作为其南进石家庄、西出太原的兵站。10月中旬,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115师一部,从阜平挺进曲阳,18日攻克曲阳城,这是我八路军出师以来解放的第一座县城。10月下旬,建立了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曲阳县抗日政府。

父亲在1937年投身抗日战争,任曲阳城区抗日战地动员会主任,参加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建,抗战中曾任中共曲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等职。

1939年10月父亲离开了曲阳,艰苦奋战整整10载,只是在1949年带队南下时,才得空再一次重踏故土。

现在曲阳县内,有一所燕南学校,为县直属重点国办小学,其官网介绍校史网页中指出:“这是我县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我县党组织的摇篮,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网页列举了历任校长,第一任校长为牛树才。

《The Wonder of You – 你的神奇》 – 阿森纳球迷一席谈

Wednesday, June 13th, 2018

(可能是因为世界杯吧?下意识地觉得,最近的有些事情,似乎都与阿森纳有关)

当哈里王子与梅根的婚礼进行之际,我正在看Netflix(网飞)制作的英美合拍电视剧《王冠》,不禁想到了英国足球俱乐部:阿森纳。众所周知,哈里王子和他的那个女王奶奶,和我们一样,也都是阿森纳球迷

(又有更新,此处略………)

就这样,一场没有看直播的婚礼,一个还没有看完的电视剧,让我又回到了球迷岁月,尤其是在听到第二季第7集的片头歌曲,猫王的The Wonder of You – 你的神奇”时,更加有些怀念曾经的球迷时光,因为这首歌,曾作为队歌,响彻阿森纳球场!

在此,转一篇当时写的博客,以兹纪念(非球迷可能对下面这些没有太大兴趣,但其实并不都是关于足球的,比如那段我们家三个球迷-业余球迷-非球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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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博客《阿森纳14》

2008年5月7日

 

《The Wonder of You – 你的神奇》

猫王的一首歌曲,论坛上的一篇好帖,读了帖子后,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俱乐部会选这首歌作为球队的Anthem

咱们的原“伦敦大使”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解(注:当时有一球迷在阿森纳球场工作,后成为《体育周刊还是什么杂志的驻阿森纳记者):

歌词的每一句都是俱乐部对每一名枪手球迷的肺腑之言……”

几日来,这首歌词时时出现在脑海:

你的神奇

当无人能理解我时
当我似乎做错了每一件事
你给了我希望和安慰
你给了我勇气去继续
你总是伸出援手给我支持
无论我如何行事
这就是神奇
你的神奇

当你微笑时,整个世界变得光彩熠熠
当你触摸我的手,一切都成了我的领地
你的亲吻是我无价的财富
你的爱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
你如此爱我
这就是神奇
你的神奇

枪手在埃米尔球场1-0小胜埃弗顿,看比赛时,可能大家都注意到弗拉米尼,小法,赫莱布在板凳上谈笑风生,虽然理解小弗的兴高采烈,但作为一个阿森纳球迷,即便是业余的,看到这个场面,也难免觉得心中不是很舒服……

比赛散场之后,偶尔发现天空卫视在转播La Liga 潜水艇与什么球队的比赛,很久没有看到皮雷踢球了,于是兴致勃勃继续观球

看一场比赛只盯着一个球员,确实不太容易,何况潜水艇中,长发飘逸的,不止皮雷一个,不过很快就发现,皮雷在左路和中场潇洒的身影时时把比赛引入高潮,比赛以潜水艇2-0完胜结束,一直没有注意对方是哪个球队,现在也忘了那个梅开二度的前锋叫什么,只记到第二个进球是皮雷的神传助攻!

想起了皮雷离开后和阿森纳14的一次对话,昨天,我们就弗拉米尼的转会又有如下对话:

阿森纳14:  别说弗拉米尼了,哪个球员在这种机会面前,都很难抗拒,因为对他们来说,踢球是职业,换上我的话,钱给够了,不让我在已经创下的事业继续,我也会首肯,尽管如果不拿这笔钱,继续自己的事业的话,将来钱可能更多,但一个是摆在眼前的,一个是在“可能”的将来,再说,球员也不是球迷…

安怡:  就是阿森纳球迷,见了那么多银子,我也会毫不犹豫立马转会,几百万英镑,一辈子不看阿森纳比赛我都认了,你说是不是?

阿森纳14:  那可不一定,给我几百万英镑4年不让我看阿森纳,我可能受不了,几千万英镑嘛,也得考虑考虑… 但一辈子不让我看阿森纳,就等于一辈子不看足球,几千万可能也不值得?享受生活,没有钱不行,但钱再多,剥夺我享受的权利,我也受不了。比如说你吧,如果给你几百万,不让你看任何电影和小说,你难受不难受?

安怡: 那倒是,在大笔银子面前,不看阿森纳对我来说,还可以忍受,但如果不让我看小说看电影,没有了享受生活的自由,岂不和蹲监狱一样,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在一旁的非球迷爷爷,听到几百万,有些见钱眼开,问道: 给那孩子多少钱哪?

阿森纳14: 可能每周相当13,4万英镑吧?4年合约,估计有3000万英镑?

非球迷爷爷: 那让我蹲4年监狱我都认了,这孩子命怎么那么好啊!

安怡: 蹲一辈子监狱呢?

非球迷爷爷无语…

这就是球迷-业余球迷-非球迷之间的区别,不过可能旁观者清吧?觉得爷爷的最后一句话,比我们论坛上就弗拉米尼离开的众说纷纭都抓住了要点:这孩子命怎么那么好啊!

是啊,不说谁对谁错,谁报复了谁,谁利用了谁,弗拉米尼能碰上米兰这个冤大头,真是他的福气,他的工资现在是不是与卡卡和小贝这两位超级球星不相上下了?

不能要求球员们对俱乐部像球迷们那样“愚忠”,那样“盲目”,那样“神奇”- “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你如此爱我?”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

看阿森纳也不少年了,球员像流水一样,你来我去,长江后浪推前浪,也许因为球龄吧,阿内尔卡,维尔托们走时,只是稍有些不满,卡努走时就很有些遗憾,他做了心脏手术,阿森纳的足球可能是让他感到有些吃力,在拿到英国护照后,他就离开了,但他那次替补上场,扭转2-0的败局,帽子戏法,击败切尔西的表演,将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记得arseblog的一位坛友,因为5岁的小女儿是卡努的球迷,当在球场上看不见卡努晃晃荡荡的身影时,小女孩问他爸爸:卡努哪里去了?担心女儿追随卡努成了其他队的球迷,担心有可能出现父女间的代沟,这位年轻的爸爸编了一个白色谎言:卡努到火星去了…小孩子好哄,但还时不时会问她爸爸:卡努回来了吗?估计现在年轻的爸爸可以指鹿为马,说阿德是卡努的化身,从火星刚刚回来,因此有点走形?我们虽然不会盼着卡努从火星回来,但当听到卡努成了其他球队赛季最佳球员时,也会由衷地感到欣慰;

埃杜的走,让我们同情,当时还对温格很有些怨言:因为吉尔伯特和后来的法布里加斯,埃杜没有了上场机会,还有维耶拉,如果他早走一步,埃杜也就有可能留下来,哎,埃杜的命运可真不怎么样,离开后,还是被伤痛所困扰…但我们也会永远记得7-0狂胜埃弗顿那场比赛,队友将罚点球的机会让给了他,全场球迷为他鼓掌送行,而印象最深的,是绕场向球迷致谢时,埃杜眼中的泪水;

还有皮雷,他的离开,一度几乎让我失去了看阿森纳的兴趣,我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球迷是不会这样的,所以我明白自己只是个业余枪迷而已,但是一个经常为球迷的伟大,为“你的神奇”而感动的业余球迷!

还有维耶拉和亨利……

还有雷耶斯,科尔,坎贝尔,劳伦,西浮镣我们心中永远的红毛- 永贝利,当初都曾经很喜欢过他们,当然后来的感觉应该算是五味俱全了?

现在轮到了弗拉米尼,想起那时他和小法一起出现在海布里时,想起两个小家伙制服老马的镜头,想起当初他曾经让我们眼前一亮;上个赛季,比较失望,这个赛季的极佳表现,在让球迷们眼前又是一亮之后,又让全世界眼亮(应该说是让非球迷爷爷眼开,让球星们眼红)!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球员就像流水一样,Water under the bridge -来来去去,无法改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球迷世界,只有球迷和俱乐部的关系才有可能天长日久,正像尼克-宏恩比所说:“足球中最强烈的一种关系,无疑是球迷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但球迷和球队教练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有同样的威力。球员很少能像教练那样,改变我们生活的整个基调……”

在看到弗拉米尼举着米兰的球服时,虽然理解,虽然为他庆幸,虽然不会埋怨,但作为球迷,也没有心情为他祝福;

但也绝不会因此为球队担心,这个赛季,球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其实从上个赛季开始,俱乐部就踏入了一个新纪元 – 新一代球场,新一代球队!

也许因为只是个业余球迷,不像一些很专业的球迷看球看得那么忧心忡忡。十多年来,这个赛季看球,还算是看得最安心的,因为教授的两大规划,都已初见成效:

A)新球场的成功 – 俱乐部跃为世界足球俱乐部财富榜第三;

球场,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经济的基础,曼联的球场在95年就扩建到5.5万个座位,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曼联成了英超首富,2000年他们又将球场扩建到6.8万个座位,现在的座位几近8万,而其他豪门如皇马,巴塞,米兰等,在80年代就有了像样的球场。阿森纳上个赛季搬进新球场之前,海布里只有3.8万个座位,在球场的扩建上,阿森纳比曼联晚许多年,但在搬进新球场的第二年,这个赛季,财富榜上,阿森纳就可以说是连升三级,6万座位的球场,虽然还是比不上曼联的大,但地处伦敦,门票的收入,使得积累流动资金,比起曼联,容易得多;还有债务,曼联欠债660m,远远多于阿森纳的360m,而我们贷款的利息,只有曼联的一半,曼联每年付贷款60m,而阿森纳付贷只有曼联的1/3(20m),所以有了新球场,我们不需要曼联那么长的时间,就一定能在经济上彻底翻身。

B)新球队日渐成熟 – 英超这个赛季最佳11人中,阿森纳占了4位,最佳前锋,最佳左,右后卫,最佳中场(第二?),教授的这个第二支球队的中坚,已经得到足球界和球迷们的认可。还有最主要的一点,他们都还年轻,还都在成长,下个赛季还会继续成长,继续进步,而且这4位中坚力量,也没有像小弗那样,选择现在离开,他们知道,曙光在前,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在上场比赛时,球场上有枪迷打出了“Have Faith”(不要丧失信心)的标语,场上球评看了,笑道:呵呵,这种标语在埃米尔球场看起来很好笑,好像是一个面临降级球队的球迷们的口号!

其实不止是这位球评,其他英超球迷也经常说阿森纳球迷好像特别fragile,中文用一个词不是太好描述,大家自己慢慢去体会吧。

其实这个赛季,好好盘点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俱乐部的经济,还是球队的成长,我们都获得了许多;

想起了02-03赛季,好像也是在2,3月份时,阿森纳5分领先,未能夺冠,但紧接着03-04,温格的第一届火枪手们,就创造了赛季不败这个117年的奇迹…

因此更加满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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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008年写的,当时的球迷心情与后来的大不一样,博文中的弗拉米尼,后来又回到了阿森纳……而教授,最近,也离开了阿森纳….囧

(注2):文中一些链接,国内朋友可能打不开?

往事回忆(二十一)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转载)

Friday, May 18th, 2018

作者:张大中

“这是一本口述史,作者叙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十一年地下党工作的经历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运动的反思及“文化大革命”中秦城冷月七年零四个月的监狱生活。育英中学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活动点;平西抗日根据地妙峰山交通站;保定、满城地区开辟的秘密交通线;充满传奇色彩的安全转移;中山公园音乐堂流血事件;轰动一时的沈崇事件;燕京大学校园里开辟出国统区中的解放区;北师大“四九血案”;是一部表现大批知识分子、进步教授学者和青年学生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真理,追随革命,为了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历史画卷。”

有兴趣者可在网上查看全文:中共党史出版社 

其中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有作者回忆当时在晋察冀一分区的经历,节选部分如下:

第六章 疏通血脉——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

1942 年初,刘仁、刘慎之派我和张一峰到保定地区开辟秘密交通线。当时刘仁分管交通处。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2初到1943年4月由我和张一峰。第二阶段:1943年4月到1944年3月由我和侯儒林。这两个阶段,我先后协助张一峰、侯儒林负责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同时我还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经常化装进城。第三阶段:1944年3月,侯儒林调往易县,负责易县交通线的工作;保定地区交通线由我直接负责,新派来的李勤协助我。与此同时我继续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3)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4)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5)
* 二、隐蔽在人民中间及联络方法
* 三、粉碎敌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为什么要开辟新的秘密交通线呢?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北平、天津、唐山和铁路系统的党的地下组织由设在敌占区的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使用的交通线是社会部建立的经北平近郊妙峰山、房山的两条秘密交通线。1941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后,鉴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的教训,决定不在敌占城市设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而由设立在根据地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实行“异地领导”、“多头联系”、“单线联系”的方式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于是,建立秘密交通的工作就被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选择在保定建立交通线呢?

首先,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非常难走…….
再者,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都不够安全。……1941年4月就发生过“八个孩子”在去根据地的路上遭敌逮捕的事件。当时雷炎等八名青少年从海淀西北旺出发,由民兵接力带领,绕小道、爬梯田,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六天才到达斋堂。不料,敌人突然袭击把他们逮捕了。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由于交通困难,有些青年在去根据地的路上被敌人逮捕;有些在北平已经暴露的同志不能及时转移到根据地去,只能在城内东躲西藏。由此而来的后果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同志必须迅速躲藏转移,以至有的同志曾因此而失掉组织联系。更令人焦虑的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北平,而北平党组织的情况也不能及时汇报到城工委。
保定的地理环境与上述两条交通线明显不同。
首先,保定离晋察冀根据地比较近,这中间只在满城有一条敌人的封锁线,进出方便。满城县境大部分是平原游击区,部分是边缘山区,一过满城就比较安全了。接着往山里走,进去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平山县。
其次,保定是中等城市,是伪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来往人员多,城乡联系多,当时城里人和农村人穿的服装不一样,城里人到一般小县城很是惹眼,而到保定这样的中等城市则不然。保定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农产品城乡交易比较活跃,小商小贩和进城买东西的农民很多。北平、天津来的人,来到保定并不惹人注目。
临近的山里养蜂养羊,出蜂蜜,出羊皮、羊肉,出柿子、核桃、大枣等山货,都需要运进保定进行交易,乡下需要的日用品也得从保定买回去。城乡贸易带动城乡人口的对流。我们这些人混在来往的客商、小贩和农民之中并不显眼。
当时说,交通线是党的血脉,血脉不通,工作很难做。有了交通线,血脉就活了。    
我们从1942年春天搞起。我们通过晋察冀第一分区地委书记王国权、组织部长牛树才的介绍,在满城县委驻地东赵庄设立了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也是我和张一峰工作和住宿的地方,是秘密交通线的枢纽。    
    有了交通站,还要建立若干个秘密联络站,这样才能以点连线,构成一条秘密交通线。
满城县县委书记石金奎是本县郄庄人,他足智多谋,而且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人送绰号“济公”。经石金奎介绍,确定把秘密联络站建立在保定近郊的蛮子营村。我们在当地第五区区委(书记牛彬,宣传委员石金庚,区长赵锡武)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选定了秘密交通员,并以他们的家庭为秘密联络点。
蛮子营是个什么地方呢?
从保定火车站一出站口就是四里营,出四里营就会看见在火车道边上竖着个警察阁子,那是日伪警察的检查口,下火车的第一关就是要通过这里的检查。然后往西三四里地就到了水碾头村。过了水碾头村是小车村,不进小车村村里绕着从村边过去,就到了蛮子营村。这一带是游击区,蛮子营东距保定仅十四五里。我们的人白天在保定下火车,一两个小时就到了蛮子营。蛮子营一带出产蔬菜、莲藕、荸荠,那里有一片一片的莲花池塘,夏季风景秀美;满眼荷花,香气弥漫。蛮子营还种水稻,稻田里唱响蛙声一片。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将是多么富庶美丽的田园啊!

……

第八章 秘密交通线上遇到的种种险情

    我们满城秘密交通站设在抗日根据地里,有时和满城县委住在一起,有时和晋察冀一分区地委住在一起。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站、点都在游击区、接敌区。最接近敌占区的交通点(堡垒户)在水碾头,距保定只有几里路。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就是从保定市下火车,经过这些站、点进入根据地的。我们为了做好交通站、点的工作和接送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活动在游击区、接敌区,我还不断进入北平城,要时刻警惕着敌人的突袭,时刻准备着应对各种突发的敌情。危险甚至牺牲,也时刻伴随着我们。

    * 一、遭遇与误会
二、蛮子营遇险(1
二、蛮子营遇险(2

 一、遭遇与误会

1943年夏季,我从北平联系地下党返回时,在由保定到蛮子营的路上,刚过水碾头,后面跟上来十四五个巡逻的伪军。我就当做什么也没看见,和原先一样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心里迅速盘算着怎样应对。
领头的伪军赶上来,用枪一指:“站住,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看朋友的。”
那家伙不信:“看朋友的?伸出手来看看!”
我张开手掌,那家伙眯着眼像看手相似的来回看。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握枪磨出的手茧。接着又要我“撩开裤脚!”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扎绑腿的痕迹。那时八路军是扎绑腿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认定我不是八路,就说:“蛮子营一带村里白天没事,晚上可有八路军,你不如今晚住到我们炮楼里,明天再去。”
我连忙说:“谢谢,那我就不去蛮子营了,我回北平。”说罢扭头向保定方向走去。走了一段回头一看,巡逻的伪军晃晃悠悠朝北面白马场的敌人据点走去了,我骂了一句“这帮笨蛋!”
我回到水碾头堡垒户家里躲了一阵,然后就向西直奔蛮子营。
1943年大扫荡之后,我常带着高深从北平回根据地。有一次,我们先到蛮子营,晚上王洛宝送我们,走到宋家屯一带碰上了区小队,我们就和区小队联系,约定当晚和他们一起穿过封锁沟回根据地;联系好后,王洛宝就回蛮子营了。傍晚我们分散在各家吃派饭,我和高深派在一家,忽然枪响了,日伪军进村了。区小队就和伪军噼哩啪啦地交上了火。一时不明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先把高深藏在老乡家的粮食缸里,盖上盖儿,我叮嘱他千万别出声。我掏出手枪躲在门后面,注意情况的变化。
过一会儿枪声不响了,全村静悄悄的。我很快走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说没事了,是遭遇战,打跑了。区小队与一股日伪巡逻队遭遇了,黑灯瞎火的交手一阵,谁也不敢恋战,各自撤走了。区小队向西边走了。这样一来我们与区小队失去联系,怎么办呢?这一带的路我比较熟悉,就带着高深连夜又回到蛮子营,过了几天才回到根据地。
在游击区、接敌区,敌我活动频繁,遭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弦绷得紧,有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发生误会。1944年春,我在保定市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两个小火车站建立新的交通线后,决定自己走一趟,以了解沿途的情况。这次我穿着徐伟的北京大学黑色学生制服,戴着黑色制服帽。从方顺桥下车,刚进了东村的村口,迎面快步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慌忙地说:“哎呀,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远远看上去活像个伪警察,民兵早在房上埋伏好了,拉开枪栓瞄着呢。要不是我认出来,他们就搂机子开火啦!”
还有一次我从北平返回根据地,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夜间跨越封锁线地带。黎明时分走到一个山坡间,被一位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拦住,盘查讯问,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们首长,我就说实话。这位战士带我去了团部,正在吃早饭的第三团团长肖应棠见到我,哈哈大笑,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呀!快坐下,一块吃饭吧。

    二、蛮子营遇险(1

1943年秋冬,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规模上看,这是最大的一次。这年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调集4万余人的兵力,对北岳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毁灭扫荡”。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第一阶段,敌以1.7万余人,采用分进合击和长距离奔袭的战术进犯我中心地区各要点,目的是寻找我主力决战,和以重兵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毁灭我根据地。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为第二阶段,敌以9000余兵力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目的是对我根据地一面“清剿”,一面抢粮。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为第三阶段,敌在我军民日夜打击下,遭到重大伤亡,开始分批撤退。在反“扫荡”中,我军(包括民兵)共作战5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1万余人,攻克敌据点204座,炸毁火车18列,坦克3辆,汽车244辆,击落飞机1架,缴获山炮1门、枪支800余支。与此同时,我军民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2427人,敌屠杀群众6674人,烧毁房屋54700余间,许多村庄变成瓦砾。
在我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很多人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我跟侯儒林商量,我们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我们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我们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我们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我们传达斗争形势。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我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我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侯儒林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我们商量,我俩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二、蛮子营遇险(2)

当晚侯儒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我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前面我说过,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共产党员。
杨森家救过我的命。1943年春天,我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我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我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我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我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我住在杨森家,我和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我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我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我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制服、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我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我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我挺爱吃这饭菜,今天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我们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我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我,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我看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我们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我们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我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我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我是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我们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日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我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我的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侯儒林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侯儒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侯儒林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敌人走后,我和侯儒林见了面,一商量,马场村没有敌人的据点,今晚就住马场村吧。这样,我们就在马场村李洛常姑姑家住了几天。
    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返回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大家互相亲切握手。杨成武司令员作了总结讲话,我们在下面听着,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日伪如此猖狂的扫荡被粉碎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    

第九章 宋汝棼和北京大学党支部

    *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 二、抗战胜利之际主动出击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原由我担任支部书记的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1941年暑假从育英中学毕业,一同考入燕京大学。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封闭占据了燕京大学。我受命执行任务经平西抗日根据地,到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王湘、韩叙、潘超去了晋察冀。留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的原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有宋汝棼、饶毓菩、徐伟等。宋汝棼转入北大工学院,饶毓菩转入北大医学院,徐伟转入北大法学院。
1942年12月,我受刘仁派遣潜入北平,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了新的支部,支部书记宋汝棼,组织委员饶毓菩,党员徐伟。
支部建立后,宋汝棼要求到根据地学习,亲身体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生活,学习党的文件。同时,提出这种要求的还有薛成业等。我考虑到,他们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城里工作,那里敌伪统治非常严酷,在地下状态的环境中学习文件极为有限。一般的学习就是听我的口头传达,偶尔带给他们一两件手抄的文件。我同意他们的要求,叫他们一放寒假就出发,寒假结束开学之前返回北平。并分别向他们交代了行期和接头暗语,路线是保定——蛮子营——周庄。据宋汝棼后来回忆,他到达保定后投宿在一家骡马大店,跟秘密交通员刘忠(王洛宝)接头时,宋汝棼看着手表问:“你的表现在是9点吗?”刘忠回答:“你的表错了,现在还刚刚8点。”
1942年放寒假后,在刘忠和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宋汝棼他们如期到达了晋察冀第一分区所在地易县周庄,第一分区司令部、一地委就驻在这里。此时,我们的交通站也设在这里。为什么把宋汝棼、薛成业留在周庄培训学习?我的考虑是,宋汝棼、薛成业在北平城里掩护条件好,易于长期隐蔽;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别回到城里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如果去阜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培训班学习,路途较远,来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寒假结束前有可能回不到北平。派遣回城易于暴露。留他们两人在周庄,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我们交通站安排宋汝棼、薛成业住在一家地主的厢房里,叮嘱他们白天尽量不要到村里走动,以免被可能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发现。学习内容有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由张一峰讲课,他讲得很认真,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我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学习心得以及根据地的见闻,和他们座谈交流。
晋察冀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在我们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上曾给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这次又请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讲授了对敌斗争策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其间还去第一军分区听了杨成武司令员作的形势报告,他从苏德战场讲起,讲到抗日战争局势、晋察冀以及第一分区的斗争情况。能够聆听杨成武司令员的报告,对于长期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说确实很难得。    
    当时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屋内的取暖方式是灶火连着炕洞,在做饭时用灶火同时烧炕。他们住的是厢房,没有炉灶就不能烧炕取暖。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即使如此,革命的热情互相感染,他们始终情绪饱满,休息时就亮开嗓子高唱抗日歌曲。这种无所顾忌尽情高唱抗日歌曲,对于在敌伪统治下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培训期间,交通站也设法改善生活,春节那天吃的小米面饸饹,事后多少年再见面,每每提起来也觉得香甜依旧。
这次培训,使宋汝棼和薛成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回到北平以后,以新的姿态独立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宋汝棼任书记的支部主要是在大学生中,重点是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为包括工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的北京大学党支部……。

……北京大学支部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发展的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包括去晋察冀的)约有50多人。

极度狂热(导读)

Tuesday, January 9th, 2018

2009年10月2日注:

极度狂热—一个真正球迷的自白》是自己读《极度狂热》后,在论坛上节译了原书部分的一个汇总帖

2005年第一次翻开为枪迷特版的《Fever Pitch》,读了前言和序,就十分期望能与大家一起分享。于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将自己最喜欢的片断作为读书心得节译后放在枪手了论坛上,从2005年8月到2006年8月,陆陆续续节译了10多篇,并将其总结后放在了上面的帖子中。

当时在论坛上掀起了一阵对《极度狂热》的极度狂热,有兴趣可以在论坛上看到当时很有意思的一些讨论。

2009年,简体《极度狂热》终于问世。有幸参与了此书的编译工作,并受邀为书写了《导读》,其中简单地概括了自己当时的读书心情和球迷心情,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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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文简体版《极度狂热》终于问世,这是中国阿森纳球迷和英超球迷的一件喜事,也是热爱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著作的许多球迷,影迷,乐迷,以及对英国文化和历史感兴趣的中国读者的一件喜事。

《极度狂热》一书是英国畅销小说家,散文和音乐评论作者尼克·霍恩比的成名作,是一本日记体自传。

但此书一直被许多书评和影评误称为小说,主要是因为这本自传吸引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许多小说,当《极度狂热》在1992年出版后,自然也吸引了电影编剧们的眼球。根据原作,英国(1997年)和好莱坞(2005年)先后拍摄了两部上座率极佳的同名爱情故事片。

英文版的电影剧本是作者本人编写的,因此影片较好地体现了尼克·霍恩比作品中特有的庄谐互见,”沮丧的幽默”等创作风格。内容也是基于作者本人的经历,围绕阿森纳赢得顶级联赛冠军的1988-1989赛季,讲述了足球是如何毫无”怜悯”地影响着一个球迷的生活,讲述了”当你爱上一个女人却崇拜11个男人时”生活将会是如何的复杂。

而好莱坞版的同名电影讲的则是美国棒球迷的爱情故事了。

《极度狂热》原著很容易被看成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尼克·霍恩比成名之后,又创作了两本畅销小说:《失恋排行榜》(High-Fidelity)和《关于一个男孩》(About a Boy),而这两本书也都在电影《极度狂热》之后,被陆续拍成了精彩的故事片。

青春的迷惘,理想而狂热的性情,独立于世的生活态度……尼克·霍恩比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作者本人的身影。

而这本《极度狂热》堪称解读尼克·霍恩比其他著作的指南。

这其实是他在做心理咨询时,为清理自己痴迷于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前因后果,写就的一本回忆录。书中包括70多篇日记,每一篇基本上都是围绕1968-1992年期间的一场比赛,以日记的形式,反思了自己几十年作为阿森纳球迷的心路,并记录了在这段时期内,俱乐部与其球迷之间的历史和纠葛。

本书是20世纪90年代体育题材作品的一株奇葩,从某种意义上讲,促进了当时这类作品的繁荣。

《极度狂热》因此荣获了1992年威廉·希尔年度体育图书奖。

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提到:他企图通过《极度狂热》,从一个侧面去剖析他自己痴迷的性格。企图说明为什么一个男孩子在上学时建立起来的这种和一个足球俱乐部的关系,会久久地维持了近三分之一个世纪,比任何他自愿涉入的人际关系都要长?为什么这种关系能历经种种异议,沮丧甚至怨恨而生存?

作者说:

“这本书是为我们这些人所写,也是为了那些想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痴迷的人所写。尽管书中细节的描写完全属于我个人的经历,但我仍然希望这本书也能触及到另外一些人的心弦:那些人在工作的时候,或在剧院中,或在谈话过程中,常会开始走神:恍然间似乎回到10年,15年甚至20年前,眼前会闪过那记左脚凌空踢入球网右上角的劲射。”

但这本书出版后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作者最初的意愿。

他不再只是为足球迷而写,也不只是为那些希望了解足球迷的人们所写,相信任何球迷,影迷,乐迷 –任何热情专注并沉迷于某项事物的人们,都能在书中找到共鸣,也很可能会对号入座,在其中发现自己有些疯疯癫癫的影子;相信他们身边那些关心他们的人们,也会在书中找到让他们担心困惑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使他们能够更加体谅和理解这些似乎迷失了的亲人或朋友。

2005年我收到了一个生日礼物,一本特版的《极度狂热》,那是为了纪念共同度过风风雨雨93年的即将拆迁的海布里球场,阿森纳俱乐部送给会员们的礼物。当我翻开那本书,读了几页后,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本,能与更多的朋友共赏同享。

尼克·霍恩比对自己内心深处淋漓尽致的剖析,对书中其他人物生动的刻画,以及对足球场上龙腾虎跃画面和众生百态精湛的描写,从原著的那篇序开始,立即让我这个不太喜欢读自传的小说迷,体验到了在读小说时,不常体验过的一种震撼和感动。

认识的球迷朋友们在谈到这本书时,也都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记得当时大家在球迷论坛上讨论这本书时,立即掀起了一次对《极度狂热》的极度狂热的浪潮。

和本书作者一样,对许多球迷来说,足球可能胜过了现实生活中许多重要的东西,球迷生活也注定影响到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诸多方面。

他们的年份是以球队的赛季作为单位,他们的作息因球赛的时间而改变,球队的比赛甚至左右了他们的着装和饮食:选择一天的穿着不是由时宜和场合来决定,而是根据主场客场队服的颜色;最过分的是,比赛当天的食谱也会因比赛而定,吃鸡翅膀还是猪肚子(guts –英语中的双义词:内脏,胆量),那要看球队在球场上需要的是灵活的双翼,还是团队的血性了……

他们可能会忘掉自己毕业典礼是哪一天,但却能清楚地记得,毕业典礼那天的凌晨球队比赛的结果;提起一些重大事件的日子,他们立即想到的,可能并不是那天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在同一天的比赛中,那几个精彩进球的细节……

为了球队的胜利,他们甚至会用自己生活或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事情来许愿。尼克·霍恩比从剑桥毕业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的职业前程依然一筹莫展。1989年,他有了一个很好的”拯救前程”的机会,只是在此同时,他关注的阿森纳俱乐部,也面临着一个近20年不遇的夺冠机会,在两个机会面前,作者在内心里做出了选择:

“……1989年5月,我正在等待我写的一个稿件的回音,在那同时,阿森纳似乎要丢掉一个十八年来,第一次最接近顶级联赛冠军的机会。我的那个稿件,是一个滑稽剧的剧本,看起来比任何一次都有可能被接受; 我已经与4频道的人见了面,他们很感兴趣,剧本被采用的希望很大。但是,在赛季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球队主场被德比郡击败,在这个糟糕的结果之后,情急之下,我决定作一项个人的牺牲而许了个愿(那个剧本如被采用,就有可能拯救我的前程以及那份逐渐遗忘的自尊),要用我剧本的成功来换取阿森纳球队的冠军: 如果我们赢了联赛冠军,剧本被回绝也没有关系。 但当我真的收到了剧本被回绝的信件时,那种痛彻心肺的失望延续了好几个月! 好在,冠军杯随之而来,两年之后的现在,那种失望早已消失,但一想到赢了比赛的迈克尔·托马斯(Michael Thomas)的那个进球,一种欢喜欲狂的感觉至今仍使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知道,我许愿做出的牺牲是完全值得的!”

相信我们身边的球迷,也都曾为球队做出过形形色色类似的许愿。看到他们如愿以偿的兴奋和欢乐,连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都会以为天空晴朗了许多;而当球队遭遇挫折和困难时,他们的沮丧甚至愤怒,也会破坏他(她)周围的每一个人的情绪。

在最后一个”他”后面的括弧中加了一个”她”字,因为足球,已不再是单纯男人的运动,球迷中裙裾飘扬已成为球场看台上一道艳丽的风景线,足球的影响不再仅限于喜爱足球运动本身的男人们,它已经以各种方式影响到许许多多,几乎很难和球迷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各个角落的男女老少们。

看完这本书,也许读者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

除此之外,《极度狂热》不仅为我们展现了英国足球文化的传统和经典,书中也涉及到英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不同层面。相信这本翻译著作,一定能为我们中国读者带来很多的收获和享受。

当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我对足球一无所知,而读完书之后,不知怎么,自己也成了疯狂球迷世界的一员。

“所以,请对他们宽容,请容忍这些将一个体育活动的某个时刻描述成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时刻的人。我们并不是缺少想象力,我们也不是过着悲惨和贫困的生活;只是现实生活比较苍白,比较无味,没有那么多可能的,预料不到的极度狂热 。”–尼克·霍恩比

(2009年6月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