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听书(四)去年和今年

我理解“不务正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对待正儿八经的事不那么认真,而将兴趣投注于一些似乎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事?

谈到自己的“不务正业”,还是挺惭愧的,也许是性格所致吧,从小兴趣爱好很多,但一无所长。回忆起来,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小学毕业时居然还跟几位同学偷偷去考过音乐学院附中。但因中学时的耳疾,后来爱好就转了,喜欢小说、喜欢物理、喜欢画小人……。

退休后的最初10年中,还成了英超足球的那些有些疯癫的球迷中的一员,当时的许多时间、精力都花在了看球、写球评(非技术性)及其它内容的博文、翻译、还有每日必看的英、美电视剧等,不过其间每晚入睡前的小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十年间的这种非典型的退休生活,相当丰满,收获也不小。但若仔细想的话,自己花费最多的爱好(包括金钱),却始终还是读书,读一些“不务正业”的书,主要是小说,所以称自己为小说迷,应该还是当之无愧的。

国外30多年,读过的英文小说远远超过了中文小说,这归功于英文小说的催眠作用。但读书催眠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这两年就改成了听书,通过听书,以补偿自己少年到中年时,对中文(以及翻译)小说的享受不足。

今年年初,继续就听书与一位国内中学老同学(Z同学)交流看法和互荐好听的书目,并互换国画心得。很佩服这位Z同学,特别是2015-2016期间,我们中学班级在学校庆祝老三届离校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编写了一本回忆文集,一些已经被忘记久远的中学生活,又历历在目,浮现在眼前。我们当年的那个班级,还编辑了一本影集,展示了老同学们退休生活的丰富多彩。
在文集和影集中,Z同学在中学时踏实认真的形态又出现在面前。当乒乓外交卷起国内乒乓热时,我们这群中学生也不例外,当时我们班有几位女生参加了学校的乒乓球队,迷球已经到了狂热程度,放假后晚上还在教室里昏暗的灯光下打球,这好像是我和另一、两位同学成为近视眼的原因?尽管最后学校乒乓球队没有什么战绩,但因为Z同学的执著和认真,她的球艺高过校队其他同学,记得是我们校球队唯一被挑选出来,参加南开区中学乒乓球队集训的。她的认真踏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退休生活中,她国画习作的相当高的水平。

疫情期间我们开始了听书感受和学习国画体验的交流,但因为我没有时间(静不下心)练习画画,所以对于我来说,有些许的收获,也只是在听书方面,我想Z同学的收获要比我在听书和学画方面都多了许多。


去年开始的听书是从听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的,后来扩展到古龙、梁羽生的小说,演播者很重要,一开始首选是张少佐,几乎听完了他所有的演播。后来也选择了其他人演播的武侠评书,梁辉、曹灿等讲得也很不错、马长辉的口音不太好听,但没的可听了,就听了他的“萍踪侠影”,也觉得挺好的,后来又听了一些其他人的武侠评书。

武侠小说中传扬的仁义礼智信,其实对现代的年轻人也不乏教育作用?不少前辈在少年时都十分崇尚武侠绿林英雄们的爱国爱民、劫富济贫、行侠仗义。我想,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时,当一些少年人接触到了“人人平等”、“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主义思想时这,应该是与他们的这种武侠情节一拍即合的?

从听武侠小说转为听世界名著,是在听了张少佐的《福尔摩斯探案》之后。最初从以前读过又比较喜欢的作品开始:《牛虻》、《基督山恩仇紀》、《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以前没有读过(或没有读完)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进一步理解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喜欢这些翻译作品,经典毕竟是经典!也知道了为什么以前对一些世界名著的翻译作品没有读过、或读不下去的原因,主要是:1)没有读懂;2)没有兴趣;3)不喜欢当时的翻译版本。前两者是因为当时生活阅历不够,最后一点是在这两年听书之后才意识到的。

听书时,发现尽管不喜欢一些翻译版本,但却也能感受到名著的魅力,只是听起来觉得不通顺,感觉磕磕巴巴的影响了继续听下去的愿望。比如《安娜·卡列宁娜》,书中描写列文在农村收割的一段,非常的生动形象,脑海中立即翻腾出当时在乡下劳动时的场景。但因为书中经常用一些在60年代可能也不怎么常用的词汇,所以影响了当时读书和现在听书的效果?比如上面提到的那段中,“割草”一词用的是“刈割”,这是一个在60年代,或今天,我们都不太熟悉的词汇。另外在我听的翻译版本中,谈到家里的卧室用的是“寝室”一词,觉得与我们对这一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偏差的……。不知我听到的翻译版本的译者是谁,猜测可能是比较早的翻译版本吧?

 

今年开始,我在评书吧网站上已经找不到想听的书目了,就转向了喜马拉雅FM,在春节时还没有找到什么喜欢听的, 依然在胡乱听一些梁羽生的武侠,也是挺好的选择,并不影响催眠。

那时我们还在教室上国画课,于是在交流听书体会时,也经常交流一下学画心得。Z同学学的是工笔,我这种大而化之的性格是学不了工笔画的,所以从写意画开始学。她还几次展示了居家期间的编织作品……。而我们还在墨村继续忙碌着正常的生活,白天安心画画的时间还是不多,夜里则断断续续的听书,收获也不是很大。

(题外话:回看微信聊天,二月份时,自己在赞扬这位同学时,还有过一个挺准确的预言:国内YQ估计要到5月份才能基本扑灭,但三月份大部分地区应该逐渐解除了JL,现在猫在家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倒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情趣。)


三月初,墨尔本囤积风潮袭来,一时间紧张了起来…..,我们也逐渐进入隔离状态。

 这时我和Z同学听书基本还是各听各的,那时她在听《大卫·科波菲尔》,我在听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

3月中,国内YQ在收尾,朋友说要抓紧时间听一些喜欢听的,我们此时的读书交流多了起来,互相影响了彼此书目的选择。


4月份时,因为呆在家里时间多了,白天也可以安心听书了。夜间听书总是断断续续,糊里糊涂的,经常得重新来过。所以我又重新听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收获之一是觉得童年的约翰与高尔基有类似之处:聪明、正直、善良、自尊….。

Z同学说:不会吧?一个是自传,一个是创作……

而我总是在听两部著作中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约翰.克里斯朵夫珍贵的母亲的圣经,与高尔基眼中外祖母的圣女就有些类似?都是他们从最爱的亲人身上,体会到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慈爱、宽容……,这也许是自己喜欢他俩作品的主要原因吧。

在两人的著作中,觉得主人公少年和青年时思想成长的过程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于是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


直到查找了罗曼·罗兰(1866-1964,98岁)的词条后才知在两位文豪的生活道路中,的确有过相知相遇。他们是同龄人(高尔基:1868年-1936 ,68岁),作为同一时代的人,又有相似的理念,也许还有相互间的影响?

 “1914年,一战爆发,罗兰定居在日内瓦,他利用瑞士中立国的环境,写出了一篇篇反战文章,因此受到了德国一些作家的指责,但他依然故我。1915年,获得了該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拖到第二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才正式通知他这一决定。罗兰将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兰与一些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雅格宾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35年6月,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与斯大林见面。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罗兰本人被法西斯严密监视。1944年8月,纳粹败退,巴黎解放,罗兰重獲自由。“


这可能就是我听书时,在两人著作中听出的那些许类似的原因吧?


在后来的听书过程中,又曾觉得老舍的作品与狄更斯的作品有相似之处,有一种动人的、让人开阔胸襟的幽默,后来通过谷歌,发现我的这种读后感(感觉)也应该是事出有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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