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三十一)感念晋察冀前辈

抗战期间,父亲(牛树才)于1939年10月调至晋察冀一分区,任地委组织部长。母亲(张文秀)在1940年4月调至一分区地委任妇委副书记,兼专区政府妇联主任,而当时的一分区妇委书记由父亲兼任。父母因此在一分区结识。1942年9月,母亲调离一分区,到晋察冀边区抗联,任妇女部副部长。同年,父母结婚,但直到1944年,为照顾夫妇关系,母亲才又调回了一分区,任一分区边区抗联组织部长,但时间很短,当年九月,晋察冀成立了四个二级区委和军分区,父母一起调往冀察区。

(以上内容参考了父母手稿)

父母在一分区、晋察冀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期间的艰难困苦,也与晋察冀前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战争时代的这种友情,是生死之情,纯朴直率,延续一生一世。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后,与晋察冀的这些前辈,接触多了一些,也深深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种不分彼此的深情厚谊。

记得在北京我们见过张苏伯伯、李葆华叔叔、白文治叔叔、孙敬文叔叔、章蕴阿姨、李宝光阿姨……等不少前辈。荀昌五伯伯是父亲老乡,他们从年轻时结下的同志情谊更是深远。

当时走动比较勤的还有赵进叔叔(曾任聂荣臻秘书)和王晏旭阿姨夫妇,每次见到王阿姨她总是慈祥地问长问短,和蔼可亲的王叔叔见到我们更是十分高兴。

还有一件“雪中送炭”的往事,想起来,难免动颜。

当时母亲在衡水工作,父亲还没有分配工作。一次,父母从衡水来北京,住在赵叔叔、王阿姨家,临走时,无意中说到在衡水买不到取暖的炉子,赵叔叔听后马上把正在使用的炉子里的火熄灭,炉子很烫,他就把炉子搬到院子里,放在雪地上滚动降温,以便父母能够马上带走……

但在到北京工作之前,我们与这些前辈们接触不多,父母生前也很少跟我们谈及战争时期和解放后的往事。

作为后代,在晋察冀一分区的前辈中,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王国权夫妇(王叔叔在1942年晋察冀实行“一元化领导”之前,任一分区地委书记),大概是1955,56年期间,父亲调到上海时间不长,一日,王国权叔叔和夫人常玉林阿姨带着4,5岁的儿子来访。王叔叔身穿呢子大衣,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温文尔雅,气度不凡。当时他要出国,说是要带上我们姐妹三人中的一个,还问他的儿子喜欢哪个姐姐,想带谁一起去国外……。

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写过,说当时要带我们之中的一个出国,可能就是逗着我们玩?不过最近与姐妹谈起此事,才知当时王国权叔叔是认真向父母提出的。常玉林阿姨与父亲同乡,父辈之间情同手足,所以父母也认真考虑了此事,还问过妹妹是否愿意与王叔叔一起出国。但我妹妹说不愿意,估计父母也真有点舍不得,因此作罢。那次应该是王国权赴东德任大使之前,在上海相会,是否专为此事,就不太清楚了。

到北京工作后,常见到任二机部顾问的张献金叔叔(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曾任一地委社会部长等)。他经常闲赋在家,我周末有时去他家玩,与他的女儿们也就成了朋友。张叔叔与我们这些晚辈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说说笑笑,非常亲切和蔼。

父亲被“解放”较晚,77、78年时还未分配工作,曾在北京小住。他还请张献金叔叔到我们那个被化学所职工称为“鸡窝”的小平房里吃了一顿午饭,张叔叔对我爱人的手艺赞不绝口。

80年代初,我曾与弟弟一起登门拜访过王建中叔叔(时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一进门,王叔叔见到弟弟就感叹道:“和大牛同志年轻时一个模样!“ 。聊天中,王叔叔与我们谈起了父亲,对父亲不乏赞美之词。虽是屡建战功的军人,但王建中叔叔谈吐儒雅,通晓诗词,虽然话语不多,但热心诚恳,他为人的和善与谦逊,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记得是在70年代末,我到张献金叔叔家玩,他说我带你到杨成武叔叔家去吧,我想他可能有什么事要谈,就跟着一起去了。到后,先与赵志珍阿姨在客厅里聊了一会,杨成武司令从另一个房间进来,介绍后,他握着我的手仔细端详,亲切询问。我很少听父母谈及这些前辈,父母也从来没有带我们去见过他们,因此不了解父辈间的关系,当时比较拘谨。

但听我妹妹说,一次开会,偶遇赵志珍阿姨,我妹妹自我介绍后,赵阿姨拉着她的手,非常亲切热情,像见了久别的孩子,让我妹妹十分感动。

而我姐姐最近找出了赵阿姨在我父亲去世后给她写的一封信,读后,又一次体会到这些父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和爱护:

往事回忆(三十一)感念晋察冀前辈

(图1)

往事回忆(三十一)感念晋察冀前辈

(图2)

往事回忆(三十一)感念晋察冀前辈

(图3)

图1、2、3,是赵志珍阿姨在1990年给我姐的回信。

我以前没有见过赵阿姨的这封信,那封信是写在1990年父亲去世之后。读到满纸的关爱之情,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分。

在这封信之后,我们谁也没有再见过杨叔叔与赵阿姨,主要是不愿为我们自己的事去打扰两位前辈,但现在想起来相当后悔,颇为伤感,思念之情,难以言表!

这些从抗日到解放战争一起走过来的前辈们,他们相互了解和理解,在困难时,也是相互关心和惦念着的。杨成武叔叔在一分区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养病期间,父亲曾代理一分区地委书记,因这些战时的相处与理解,杨成武叔叔常以“外圆内方”一词评价父亲。

父亲54年因华东局变故,受到不公正待遇,从安徽到上海之后,晋察冀、一分区的许多老同志,为此不平。中央为父亲平反后,杨成武叔叔在上海见到父亲时,还很有些埋怨地说:“这些事,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一分区大家都在问你呢!“

父母与晋察冀、一分区前辈们在战时凝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和爱护,正是他们浓于血的战友之情的延续。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