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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 星期二
今天下午2点，还是在福斯克里区的心理诊所做翻译，翻译的对象是一对老年中国夫妇，但刚一见面，就对他们他们的岁数产生了误解，因为那位60多岁的田女士看着像刚刚50出头，衣着得体，长相端正大方；而她的先生虽说年近70，但除了脸色有些苍白外，满头乌发（估计是染的），腰板儿挺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比他的实际岁数显得年轻多了。
但当我开始翻译后，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到辛酸，也感到莫名的愤怒 -为旅居海外同胞的这些不幸遭遇！
来自上海的齐先生在国内是一位桥梁工程师，多年前丧偶，退休后投奔儿女定居澳洲，在社区活动时，认识了能歌善舞的田女士，于是在4年前结为伉俪。
为了不依靠儿女，也不依靠政府，老两口在北区买了一个Milk Bar，辛苦经营，除了批发送货上门以外，因为不会开车，所以他们每天早上开门之前，还都要走20多分钟，去附近超市兑些降价的饮料什么的拿回店里来卖（这里大的超市多是24小时营业，有时饮料等物品会降价至半），买货后，两个人推着超市满载的购物车走回来，还经常手中提着，肩上背着…
老两口做生意本来已经很不容易，结果居然在3年中2次被劫！第一次歹徒抢了钱箱后逃跑，老先生追赶出去，被歹徒开车撞倒，小腿骨折，第二次一进门就用垒球板子打得老人血流满面…
这两次被劫对老两口精神上打击很大，作为对受害者的社会福利，政府为他们每人提供了10次免费的心理治疗。
这次心理医生是玛丽，负责帮助两位老人在心理咨询以外的其他事务的专案经理，则是一位更年轻的男医师。
在翻译过程中，当老先生叙述时，太太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搞得我也有些变呛变调的，玛丽事后问我是不是OK，她说受害人的这些经历经常会对翻译人员也造成心理阴影，如果我不喜欢的话，下次可以换别人等等…
其实我只是比较容易眼圈发红而已，这也是那些遇到问题的同胞们比较喜欢我的原因。而这些在翻译工作中碰到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对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不会有太深的影响，但总是会激励自己，增强好好为这些同胞服务的愿望。
在谈话过程中得知，老两口在第二次被劫后，负责他们这个案件的一位年轻的资深警员（或叫便衣警察：detective) 特意带了翻译家访，并建议他们来这个心里诊所进行一些心理咨询。
两次被劫后，两位老人觉得很丢脸，也不愿意跟亲戚朋友谈起此事，憋在心里，造成精神上很大的压力，也严重影响了他们两位的身体健康。据玛丽所说，这应该是许多害者的共同的心理。
不过我觉得中国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以及移民的特殊身份，也是引起两位老人的心理和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几位儿女，也没有对老人表现出应有的关心，甚至对田女士还有埋怨之心…
侨居国外，总是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加之语言不好，更容易招来少数短视的本土的歧视，和一些歹徒的持强凌弱，更何况是两位老人？
不过通过这两位老人的故事，再一次感觉到在澳洲社会上，也有许多好心人。在澳洲经历过许多事情，当有人为难时，很少袖手旁观者，总是会有许多“路人”前来相助。比如两次事发后，临近商店的业主们，过路的行人，都向老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而那位年轻的警察，更是表现出了很强烈的同情心，他为此事几次家访，替老人出谋划策，并提议他们申请政府对受害者的精神赔偿，还帮他们联系了免费的法律咨询等，其实，这都不是在警察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
据玛丽讲，他还多次打电话来询问，并让玛丽一定要善待两位老人，听到这些，心里感到有一股热流（可能眼圈又是发红）。在澳洲社会上，我自己也遇到和见到过许多这样的好心人，热心人，拔刀相助和打抱不平的澳洲人，在内心总是对他们充满了敬佩和感激，这位年轻的警察就是一个这样典型的好人！
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肖恩。
前天周日，约了几位朋友来家小聚，一是因为春节刚过，二来搬新家不久，也一直在陆陆续续分期分批地搞“Housewarming Party” ，周末请的主要是几位原来在墨尔本大学念学位时的朋友，师兄妹和导师。
席间，也请了澳洲科工联的尼尔-安德森博士，我念学位时的副导师。
有几年没有跟安德森博士联系了，但自打那次在云的门口看见他后，就一直想搞清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并希望能了解失忆前，云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自己心中的一些其他相关的疑惑，以乔迁之喜的借口，这次也就特意请了他。
周日聚会，人多口杂，只是从侧面了解到，安德森博士还是继续在搞高聚物中能量传递方面的研究（也是我当时在研究所和学校一直从事的课题）。当侧面打听在堪培拉的能源学术会议后的那场车祸时，他摇头感叹说车祸后的受害者中，有一位与他合作的，很有水平的中国学者…
但在谈到这个话题之后，安德森博士就好像陷入了沉思，聚会上一直没有再多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