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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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月8日 星期五

今年是初二，虽然和往年一样，周末都会有庆祝活动，而且庆祝的气氛一年比一年浓。但中国春节如果赶在工作日时，很难有什么太多的庆祝，一般只是全家出去吃一顿年夜饭而已，而且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一家人还经常凑不齐。当然北方人（或像我们这样的以北方人为主的家庭）除夕还会尽量包点饺子，在包饺子的同时，通过卫视或付费电视看看中国的春节联欢节目，如果一天下来，不是太累的话，南北组合的家庭，过年食品，自然更加丰富。因此我们每年也吃年糕，有时还有潮州家乡过年时喝得许多佐料的甜稀饭，这个周日，我们还约了几位好友来家小聚。

在国外过中国传统节日，重点好像是在食品，因为属于非主流社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假日，庆祝起来自然没有像庆祝圣诞节，复活节，甚至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那样热闹。春节期间，在中国人聚集的商业区，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具体到每个华人家庭，吃，成了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重点活动，因此饺子，年糕，元宵，粽子，月饼等的销售，成了节日即将到来的标记，越来越精细豪华的五颜六色的包装，还有琳琅满目红红绿绿的年历，年画，贺卡，福禄寿结等吉祥物品，将此地的中国杂货店点缀得一年比一年热闹，似乎显示了一年比一年的繁华，或中国文化一年比一年在这里更深的渗透，当然看到的是很商业化地渗透，不过现在节假日的庆祝，哪个又不商业化呢？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澳洲其他少数民族庆祝节假日可能和中国人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中国的悠久文化传统以及饮食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影响，是其他少数民族不能相比的，因此在澳洲庆祝中国节日的内容，比其他少数民族好像要丰富一些，参加庆祝的人也多一些，而且越南等亚洲民族也和中国人一起庆祝春节等节日。

意大利，土耳其等民族在澳洲的移民比较多，而且较早地大批移民澳洲，所以像中国春节一样，在他们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商业区，也会组织“意大利节”和“西班牙语系节”等类似的庆祝活动，但比起中国节日规模和内容（包括食品）的丰富多彩，就差得比较远了。

中国的舞龙舞狮，花灯等，总能吸引许多澳洲的大人和孩子。以前春节期间还在墨尔本市中心，观看过长龙游行，据说当时墨尔本的长龙是世界上最长的，而舞龙的那些年轻人中，很多都是澳洲人。

很早以前，春节期间还去过墨尔本附近的班迪戈-早期淘金热来澳华人的聚集地。那里现代的华人移民并不多，因为现在移民的目标是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大城市。

不过在班迪戈，当地居民与我们谈话时，很多人称自己有华人血统，虽然大部分都看不太出来了，但即便只有0.125的华裔血统，他们也都表现得相当自豪！在那里，也让我们体会到一种难得的亲切和尊重！长龙游行时（那时他们一直坚称班迪戈的龙才是世界第一长龙，比墨尔本的要长），花车上的古代中国皇帝皇后公主小姐们，看着都是洋人，所以不太容易想象到，他们有可能都是龙的传人呢！

那里还有一个孔夫子庙，上次我们去拜访时，庙门没有开，同去的澳洲朋友，通过木门上的窗口，往里看了看，告诉我们说：“孔夫子不在家！” 没有机会拜访可能是澳洲最老的夫子庙里的最伟大的中国圣人，多多少少留下了一点遗憾….

Google一下：澳洲最早发现金矿是在1851年2月，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巴瑟斯特；8月，又在距墨尔本不到100英里的巴拉腊和班迪戈发现金矿，澳大利亚于是掀起了淘金热潮，1851年就有华工被卖到澳大利亚淘金，他们通过信件，把维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递给了家乡亲人后，大批的华工来到现在的墨尔本附近淘金。为了区别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华侨们把墨尔本称为“新金山”。

又扯得远了，还是回到现实中吧，呵呵

今天还是11点去云那里做翻译，去之前，特意开车绕到博士山（BoxHill)的中国杂货店买了两张古香古色的贺卡，准备送给云和Lin，还有那位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的年轻理疗师彼得。来澳州多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卡代言，也成了我们的习惯。

春节期间，特别是在初二见到云，自然又让我在开车的路上走神，车内回荡着我喜欢的那个FM电台的70，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不知为什么，歌声和音乐，使回忆中的情景更加历历在目…

很早以前,一次春节期间，从农村回天津“探亲”，其实，那时的家已是屋室空空，父母兄长不是在押，就是去了干校，只有我们比较年幼的兄弟姐妹和侄儿侄女在春节期间，从山西，内蒙，贵州，黑龙江，河北农村，回来探望其他在城里的亲戚朋友。

过年临近，从五湖四海的山村乡野回来的我们姐弟几人，身上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各类票证，家里的粮食只剩下了弟弟从农村背回来的高粱米。记得那次除夕，我们从照相馆取回几人的合影，还买回来一包柿饼子。年夜饭上姐姐举起杯子（记不得杯中盛的是什么饮料了，但绝对不是杯中物），祝辞曰：让我们以亲密的姐弟合影和甘甜的柿饼佐餐，牢记这顿高粱米的年夜饭！

自嘲中难免有一丝隐隐的悲伤，我们想到了远在各方的父母兄长们…

年初一晚上，云突然来访，还带来了一包粘豆包和一瓶衡水老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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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月8日 星期五

回忆的闸门一打开，就有些收不住了，云的来访和老白干，应该是我们之间关系的转折点（转折点很多，但这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

文革刚开始，各年级班里的笔杆子们，被调到“专案组”整理学校校长老师们的材料，云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桌子面对面，那一段时间听他山南海北，海聊神聊，很是佩服他的知识面之广，也开始有点欣赏他的诙谐和幽默，但文革进一步深入后，他成了学校一派的头目，而我成了逍遥派，隐居家中，对他热衷于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很有些不以为然。

更可气的是，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大学生们希望指导中学生闹革命吧？他还通过什么关系，混到了南开大学的大学生造反组织中，还成了其中设立的市委干部们的专案小组的成员，居然跟着他们组的大学生，来我家调查过我的父亲！

因此父亲对这位个子高高，面色白净，喜欢眯缝着小小眼睛的云，印象很深，提起他总是说你们班的那个小眯缝眼什么的。

后来他还自己来家找父亲谈话，我对他相当恼火，因此经常是避而不见，几次以后他和父亲居然好像有点忘年交，父亲提起小眯缝眼的时候，语气中好像也有了一些赞许。

下乡前，本来他是被推选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当时去建设兵团，是上山下乡中最好的选择，争抢的激烈程度，决不下于后来在单位争抢出国名额，可能都是决定人生前程的一个机会，谁也不愿意错过？云因为在文革中的群众基础，第一批被推选去兵团，而我自知作为逍遥派的黑五类子女，结局肯定是被分配到没有太多人愿意去的边远农村，于是在班里也是最早决定去向的一个，第一个主动报了名，去内蒙农村。

但出发时，才发现云也在赴内蒙的名单中！

我是和几位文革中比较默默无闻的同学一起组成了一个集体户，而他们那个集体户，呵呵，可有好几位学校的名人，包括我最讨厌的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咋咋呼呼，自以为是，仗着“家庭出生”好，在文革中很有些跋扈。

起初知道云也改变主意去内蒙，还很有些敬佩，但得知他居然选择跟那个女生一个集体户后，就很有些恼怒，现在想起来，这可能是任何年代的少男少女们的一种自然心态吧。

到农村后，才发现云的集体户和我们的集体户是属于同一个公社的不同大队，两个村子相距大约8里地。

曾有几次与云不期而遇（不都是很愉快的），也曾与云和他们的集体户发生过纠葛，因此到那年春节时，对云这位老同学，已经有些疏远。

那一包粘豆包和一瓶老白干，虽然没有能让我们尽解前隙，但从那次以后，我们的关系似乎又恢复到了文革以前，回到了那些没有阶级和派系斗争的日子。

那天晚上，云和我们姐弟几人围着小楼里唯一的一个煤球炉，畅谈到深夜，虽然下乡后，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为了和老乡们打成一片，烟酒不沾的我们，绝大多数在学会吞云吐雾的同时，也都有了一些海量，但当时还是都喝得迷迷糊糊，等最后实在睁不开眼睛的时候，记得我们姐妹三人和衣躺在一张床上，给睡在弟弟床上的云腾出了一条棉被，而热情待客的弟弟，则几张椅子拼起来，凑合了一晚。

往事如烟如雾，谈论的什么，和第二天发生了什么都记不太清楚了，唯一记得的是2，30年前的那个初二的凌晨，在我们即将进入梦乡时，窗外透过的那一缕微红的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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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月14日，星期四

今天是情人节，也是我的生日

只是到了澳洲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生日原来还是很浪漫的。而我们在国内时，大人们好像也不怎么过生日？

不过我过生日时，一定记得要吃碗长寿面，不仅是图个吉利，而且这也是我这个嗜面如命者，吃一顿丰盛面餐的借口。通常除了有一碗炸酱，一碗肉末，还要有一碗西红柿鸡蛋卤，以及黄瓜丝之类的配菜，然后就着大蒜瓣儿，美餐一顿，写到这里，已经不停地在咽口水了，呵呵！噢，几乎忘了，当时还经常会调一碗麻酱的，只是到了澳洲以后，从来就没有再吃过麻酱面了。近年来似乎见到中国杂货店有卖麻酱的，但还没有敢尝试过。大蒜也只有周六晚上才敢吃，因为周日一天在家，可以设法除掉口中的蒜味。

说出来可能出国到澳洲一段时间后，喜欢吃蒜的同胞们都深有体会？在国内，吃蒜后，只要刷刷牙漱漱口，上班时，同事绝不会受到你口中蒜味的干扰，因为真得觉不出来；

但在澳洲，一人吃蒜，全家抱怨不算，第二天，当人们和你对话时，也都想退避三舍，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怎么刷牙都没有用似的，因此自己也为口中的蒜味感到尴尬，只好不停地嚼着口香糖，没想到居然还上了瘾，养成了出门必须吃口香糖的习惯。

后来发现，主要是空气的混浊程度不同，造成了这种区别…

记得刚来澳州念学位不久，一日周末，从朋友家聚会回来，搭乘一位在此地工作的男同胞的车回家，半路上，一位满头金发的还算漂亮的女士在路旁伸出拇指要搭顺风车，已经挺晚的了，所以喜欢漂亮女子的男同胞，好心地停车拉上了她，上车后不久，这女士突然问那位朋友：“你吃蒜了吧？”

我们听后都有些惊讶，怎么这女子鼻子那么灵敏？怎么还会问这个问题？后来那位女士匆匆下了车，才想到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吃了蒜，觉不出来，车里一定蒜味熏天，把漂亮的女子薰了出去？

当时澳洲社会风气极好，在大路旁看见一人单身步行，经常会有人停车问是不是要搭顺风车，步行者也不一定都是漂亮的女子。那时搭车人胆大，开车者忌讳也少，现在，如果自己一人开车，是决不会停车带任何人的，无论想搭车者是男还是女，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世风日下，看来在哪里都是一样？

跑题了，跑得远了点，呵呵，回到第一次跑题的地方：

那时在国内2月14日过生日，从来没有和情人节联系在一起，忙于学习和工作，也顾不上这些浪漫和小资，再说红旗下长大，加上长期星期六的政治学习，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和西方世界的人民不大一样，好像一点也不奇怪？

就像人们记我弟弟的生日一样，在国内那会儿，我们记的是比毛主席他老人家早生一天 – 12月25日，而到了国外，才知道原来弟弟是和耶稣同一天出生的 – 圣诞节！

在国外，圣诞节还用我们特意去记吗？一个月以前，就和过节一样了！

其实，在这里并不是想谈自己的生日，想写一写的，是今天上午11点钟，在福斯格里区心理诊所的翻译。

福斯格里区原来是墨尔本有名的越南难民聚集的地方，后来华人越来越多，商业区一大部分的业主都变成了华人。因此一些政府设立的公共设施，比如图书馆，社区医院等地方，多有华人雇员和翻译服务。

我几乎成了这个心理诊所的特约翻译，原因在以前说过了，就不在此累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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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月14日，星期四

…… 今天上午11点的翻译，是为一从国内移民过来的季先生做翻译，季先生在国内时是一位机械工程师，8年前来澳州后，就开始状告南方一个公司主管人士们的贪污贿赂，以及他们的行为给当地政府造成的巨额损失。

几个月前，国内反贪局终于着手审理他的状告。

8年来，这位季姓工程师在心理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曾患过抑郁症，去年在这个心理诊所接受过治疗，因此他在这里有一个专案经理（Case Manager） – 玛丽，这位年轻漂亮的意大利裔的心理医生，曾经是我在RMIT（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兼职中文教师时的学生。

季先生的英语还算可以，玛丽的中文也还不错，所以他们之间的会面，一般是不用翻译的，因此我在这个诊所也没有碰上过玛丽。

但几个月前，反贪局开始审理季先生的上告后，在与反贪局官员的书信往来中，季先生得知对此事调查的结果，似乎与他的陈述不符合，而且那个公司的继任者，把许多责任都推到了季先生自己的头上，而那位原来的“肇事者”，也就是季先生原来的“领导”，已经在接管了几家大的机械厂后，成了当地首富…

今年4月左右，清明时节，季先生准备回国扫墓，国内一些亲友得知后，有些担心，怕这事挑明后，那位现在更加有钱有势的“领导”会借机报复，对季先生回国后的安全颇为担心。

在这里真得夸夸澳洲的社会福利，当这个社区诊所（公费医疗）接受了一个病人后，他们都会派两位医师，一位主治，一位是（资历较浅的医师）负责在心理咨询以外，帮助病人解决任何其他方面问题的专案经理：比如住房，社会福利，法律咨询，家庭关系等…而且几年内，只要病人有困难，都可以和诊所预约，求助他的专案经理。

这次季先生因为回国的担心，希望玛丽帮助他给澳洲外交部写一封信备案，以防万一。

这是他们第一次求助翻译，主要是因为他们谈话的内容，涉及到了90年代初，中国经济上的一些特殊情况，估计两人交流时可能会有困难。

我是在他们第二次会面时接手的，据讲，第一次那个翻译自己也被季先生的陈述搞得满头雾水，可能是因为对当时国情不甚了解，也可能是对中国当时公司的结构与澳洲公司结构的区别不太清楚？总之，第一次谈话后，三方都有些稀里糊涂。而我在90年代中期，曾代表澳洲公司参与过和中科院863项目开发研究的合作，当时跟南方的一些工厂和公司打交道时，也吃过一些苦头，因此对季先生所述的一些情况不感到生疏，能比较清楚地向玛丽转达出季先生谈话的内容。

当翻译公司将这个活儿派给我后，我才第一次得知，玛丽在去年年初就受聘于这个诊所。

第一次会谈后，办事一板一眼的玛丽花了两个多小时，搞了一份对事件前后经过的总结，希望能理出个头绪，但当她念给我和季先生听时，季先生一个劲儿摇头，看来玛丽的总结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里面很有些张冠李戴。

说张冠李戴，也不太确切，因为造成混淆的，除了国情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事件前后涉及的有关人员中，有三位姓陈的，我也是在耐心询问后，才搞清三个人在事件中的角色，就不要说玛丽了，虽然她把三个姓陈的很逻辑地列为：Chen1，Chen2和Chen 3，但“陈冠陈戴”，更让她为难。

今天一见面，唇红齿白，乌发披肩的玛丽就递给了我一张卡片，并开玩笑地说：Happy Valentine’s Day ！

我想起了教他们那个班时，学生们知道了我的生日后，每过生日，总会收到他们的集体贺卡，并总要祝福我一句“情人节愉快！”

澳洲人特重视生日，也特别喜欢送生日贺卡，庆祝生日的热情，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工作单位，从来都不会减少。幼儿园每个小朋友的生日都清清楚楚标在日历上，而工作单位周围同事的生日，也都在记事本上写得清清楚楚。像我这么特殊的生日，自然别人记得更清楚。

季先生看到玛丽递给我卡片，也笑着祝我生日快乐，看来，在我没来之前，他们两个已经通了气。

40岁左右的季先生，体魄健壮，人长得也很精神，黝黑的面孔，显得诚恳和朴实，虽说人不能貌相，但有时相貌的确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来，因此一见面，就对这位坚持8年状告“领导”的工程师，有了一定的好感和同情，不过看到他，一般人可能不会和抑郁症联系在一起。

因为玛丽下个星期就要回意大利休假，因此我们抓紧时间，在今天的会面中，将整个事件的过程，按时间一条条列出，玛丽说她回去整理成书后，会尽快寄给澳洲外交部备案。

对季先生上告是否能成功，不是很乐观，但还是希望以后会听到有关的好消息，希望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也希望许多像季先生这样执著的人，能撇开过去的阴影，在澳洲生活得更好一些。

这也是我的生日心愿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