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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说是梦，就是不很现实，我门两代人建筑师的梦，是建立在一些误解上的（对自己和对建筑师的误解），因此成为建筑师的理想，在实践面前，不堪一击。

墨尔本大学的建筑系，是在法律和医学之后，单学位录取分数最高的一个系，所以除了两代人对梦的追求外，儿子进入墨大建筑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考试总分有些高不成低不就。

澳州大学的考分是相对评定的，比如你各科总成绩为90分，说明你的成绩高于其他90%的考生，当时墨大医学系和法律系的录取分数高于99分，就是考生中那些1%的尖子才有可能被录取，除了这两个学科之外，当时在墨大，只有建筑系的录取分数高于90分。

在中国教育制度下出来的我们，“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把考分看得比较重，觉得96分的成绩，报考低于90分以下的科系，实在有些可惜。

而儿子和自己一样，从小就不是那种刻苦学习的“好学生”，读双学位的可能被排除；他也和自己一样，从小就喜欢画画（当然画的内容从古代仕女到星球大战，可能相差了几千年）。儿子那时已经做了他的第一个网站-星球大战三维图，居然还被美国的一个慈善机构做成CD义卖（当然是在儿子的许可后）…

因此抱着一个梦想和对建筑学的一无所知，他如愿考进了墨大建筑系-一个相当有名气，比较经典和保持传统（守旧）的科系。

那时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建筑业很吃香，记得第二年据全国招考分数榜首的好像是复旦大学的建筑系？

一年以后，儿子转学电脑软件工程…

一年的实践，不仅终止了儿子（努力学习6年)成为建筑师的规划，也相当彻底地粉碎了我的建筑师的梦。

因为发现我们根本不具备学好建筑学的基本素质，也不是能成为优秀建筑师的材料。

我的物理和儿子的数学成绩，可以说是在同龄人中属于顶尖的1%，当然这1%中可能只有1%的人能成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但相比之下，这比我们成为建筑师的可能性，还是要高出了许多。

因此现在对成功的建筑师更是佩服有加，他们的创造能力，他们的艺术天分，还有耐心，细致，不厌其烦，我行我素等等建筑师必备的素质，都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

比较难为的，首先就是设计学，一是对设计作品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 没有什么绝对标准，是与我们喜欢的物理学和数学完全对立的；另一点就是我们都缺少对动手制作模型的热衷，当然，一些实践课的作业也比较烦人，比如半年内跟踪一项建筑工程，化一天时间在墨尔本的一个区长途跋涉，以便分析这个区的建筑特点等，还有一次去附近的一个小学帮助栽树，我始终也没有搞清这是他们学的哪一门课的作业。

虽然那一年，儿子的绘画得过A+，建筑学历史也名列前茅，甚至设计的作业，也因老师赞赏，曾被邀请在系里作讲演…

但就是因为那次赞赏，让我们大家都有些明白，儿子可能需要赶快换专业。

受到老师赞赏的设计课的作业，在搬家以前，一直被放在family room玻璃桌的第二层展示，当时放在一起的还有我们从餐馆带回来的一个生蚝壳子，一个在维省西南边的阿波罗海湾捡来的一个不大的海螺，搬家时，已经在那里放了5年，落满灰尘…

新家盖好后，在搬家时将儿子的“作品”，及吃剩下的壳子和海螺都收在了一个盒子里（如下图）。

奥运之后，我们立即想到了那个放在一个冰激淋盒的红色盖子上的，儿子的同名“作品”-“鸟巢”（如下图），那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完成的，于是有些怀疑设计北京“鸟巢”的设计师，会不会是他曾经的老师或同学？

那次作业的内容是通过设计，表述石膏的特性。记得我和先生又一次帮助儿子一直作到深夜，其实，每次需要动手的设计作业，都是儿子的设计思想和一家三口的合作成果。

那个表明石膏特性之一的“鸟巢”，儿子用了十多分钟就完成了，完成之后，还搓了几个鸟蛋放在那里点缀，进一步强调主题及石膏的这一特性；

而那个“手”，却花了我们两，三个小时，浪费了至少三支试验室用的橡皮手套（那时我们与其他公司合作，有一个微型光化实验室，这是我们另一个尝试过，也没有太多结果的梦）。

好不容易定型的“手”，在放入模子里时，一不小心，“手指”断了两根！当时三人已经困得有点糊涂，工程师爸爸超级喜欢的万能胶对粘合似乎无效，而作模型时儿子喜欢用的，几乎万能的透明胶条也已经用完….

焦急，懊恼和无奈的我们，“断指再植”用的是当时找到的，唯一可以替代胶条的创可贴。

没想到两件作业，得到了设计课老师的赞赏，那创可贴，老师说：“即形象地表现了干石膏易碎这一特性，又突出了“手”这个设计的主题…”

在设计课上，如果当时有学生设计了一个作为运动场的“鸟巢”，估计被老师认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石膏可塑性的，有几个鸟蛋的“鸟巢”，很可能会比作为运动场的“鸟巢”，得到更高的分数？

儿子对自己的“鸟巢”设计非常得意，因为简单明了，事半功倍，而看到那只“断指再植”的“手”，侥幸中，可能更多的是烦恼？

他说：失误被认为是灵感，评分又完全决定于老师的审视观点，我对是否能通过这门课，现在是没有一点把握了….

后来发现，这是许多数理化比较好的，从建筑系转学其他课程的学生们的一个共同的想法。墨尔本大学建筑系的淘汰率可能是全校最高的，估计1/5的学生在学了一，两年之后，都选择了转系，看来，建筑师的梦，可能是一个很多人曾经共有的梦？

（连载于：http://bbs.arsenal.com.cn/thread-16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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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谈到梦，大家可能都有重复一个梦的体验？

重复的梦中有噩梦，也有美梦，我的“噩梦”，不是太可怕，以前多半是考数学时，找不到打草稿的纸，或考语文时，字写得太乱自己都看不清，有一阵经常做梦考物理考不好，而且一个学期也没有做数学和物理作业，因此到了临近考试，十分着急…

现在这类重复的“噩梦”不多了，但偶尔还会梦到在停车场找不到自己的车。

人说梦是反梦，的确如此，因为一个学期不做作业和考物理考不好，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停车场找不到自己的车，这几年，倒是发生过好几次。

说到美梦，我经常做的主要有两个：

风和日丽，白得耀眼的沙滩上，远处的海浪在阳光下粼粼闪烁，在海边岩石中可以捡到各类漂亮的小石头，甚至化石和玉雕等什么的…….

另一个就是在跑动时，只要使点劲儿，蛙泳的动作，就可以在天上游动“翱翔”……

还有一个重复的梦，不是太差，也不是太好，就是经常弹钢琴弹不响，不是琴键坏了，就是琴的声音很差，虽然不是很着急，但也挺郁闷的。

如果说这类美梦是反梦的话，那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在海边岩石中捡到化石和玉雕这么贵重的东西的可能性极小；只要蛙泳就会飞上天，那就更是做梦了；至于弹钢琴，弹到坏钢琴的可能性，也不大。

不过这类梦，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梦想？

梦想美丽的海滩，梦想美丽的石头，梦想能自由自在地飞翔，梦想美丽的音乐-自己能弹一手好钢琴….

沙滩的梦和弹钢琴的梦都不怎么作了，但自由自在飞翔的梦，现在还偶尔出现…

其实除了弹钢琴这个比较郁闷的梦外，我的两个美梦都好像和游泳有关系。

小时候在上海，7岁开始游泳，8岁喜欢潜泳，刚上中学那会儿，潜泳15米没有什么问题，记得很让大人们吃惊。但也因此在附中上学时，得了很严重的中耳炎，以至上课都听不清老师讲课（特别是那个政治老师讲课，声音很低，几乎一句都听不进去）。但那时物理正好学力学，一次考试，年级只有我一个考过95分，我们的班主任，教物理的刘宗武老师解释说，牛顿也耳聋，因为耳聋，比较专心…当时对自己的耳聋很自卑，听了班主任的话，感觉稍微好了一些。

还是回过头来说梦吧，你想，在那个会飞的梦中，飞的姿势都是蛙泳的姿势，这和游泳有什么区别？

可见，我的梦想和喜欢游泳很有关系，因为在水中，少了些地心引力，那种感觉，那种自由自在的，可能只有飞在空中（或太空）时才有的感觉，是我喜欢游泳的很重要的原因。

这些美梦，或者是这些美好的梦想，是我们打算自己盖房子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第一个家的面积不大，6-700平方米，可能大部分墨尔本带院子的房子都有那么大，同样面积的邻居，在后院就有一个游泳池，很让我们羡慕，虽然室外游泳池，一年中顶多游四，五个月，但我们在搬家以前，还是一直琢磨怎么能在后院也挖一个小游泳池。

在墨尔本，室内的公共游泳池很多，也很便宜，后来儿子买的高层公寓楼，也都有室外游泳池，一年四季，天气再热，一般也不会像煮饺子一样。但除了在墨大上学时，在学校游泳池游过，后来是从来也没有上公共游泳池去过，一是比较内向，二来可能也有点洁癖？

所以再买房子时，游泳池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带游泳池的房子很难买，除了特别贵的，便宜一些的都不怎么好，因为都是老式的游泳池，保养起来很麻烦。而且，一家人观点也不一样，我看上的，你看不上，你看上的，他又看不上，足足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看到合适的房子…

一日，照例察看每周当地免费报纸Leader上的房地产版，看见了Barry Plant 的一个比较奇怪的搞不清是卖地还是买房子的广告….

（连载于：http://bbs.arsenal.com.cn/thread-16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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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当时在墨大一起念学位的那些朋友中，在他们的家属来陪读两，三年后，在拿到长居的身份之后，都开始安居乐业-开始买房。

墨尔本大学的朋友中最早买房的是在历史系念“中国科技发展史”博士学位的一个男生，他太太来澳州之后，就开始在面包厂打工。面包厂虽然工作时间比较差，但工资很好，因为那时工党执政，澳洲工人阶级的待遇相当不错，早，晚班都有加班费，周末，节假日加班，不是双份工资，就是三份工资。

虽然“民以食为先”是中国人的说法，但在有些方面，西方也不例外，像面包厂这样关系到西方人离不开的主食的地方，一年365天是都不能停产的。因此在那里打工。就有许多的加班费（你如果愿意加班的话）。

论工作勤奋，中国留学生是任何澳洲群体都比不过的，论生活节俭，也是中国人的美德，因此用不了太长时间，我的那位学历史的朋友一家三口，第一个搬进了自己的住房。

我们那时在墨大读书的，好像不是拿到墨大奖学金，就是公派的。墨大奖学金待遇还是不错的，其中还有给家属和孩子的补贴，有公费医疗和各种社会保障，一个小家庭单靠奖学金也可以生活得比较舒适。记得有一个留学生在还没有拿到长居身份之前，生了一对双胞胎，社区工作者们立即跑到家里问寒问暖，不仅每月定时提供两个孩子的奶粉，定时派人打扫房间，还送给他们一个相当高级的双人婴儿推车，感动得那对夫妇不知说什么好。

当然，那种好事现在已不存在，就像去年我在银行听到的一位老年移民所感叹的：“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澳大利亚啊，但时不再来！”

言归正传，当时第一批买房的中国留学生中，估计贷款的数量都不多，因为当时他们买的房子价格都在10万左右，两三年的积蓄，估计可以付掉一多半。

而且当时对西方国家的这种“超前消费” -贷款消费也不太熟悉，不像现在许多澳洲人（和不少亚裔澳洲人）的态度（引起信贷危机的态度）：能贷多少，就贷多少，那时搞贷款的经纪人（代理）中，还都是相对比较遵纪守法的澳洲本土。

记得我的一个来澳洲念英语的朋友，当他向香港的姐姐借了一些钱，加上他和太太的积蓄，又从银行贷了一部分款（记不清多少了，大约3，5万澳元而已），买了一个带院子的平房，在住进自己的房子后，一天跟我们聊天，他说：“我一想到借了银行那么多钱，晚上就会惊醒，出一身冷汗…”

哎，现在人们的观点都变了，我在北京化学所一个朋友的孩子和他女朋友，两人都还在上学，打工也只是每周三，四个晚上，替比萨店送比萨，但他们通过一个中国代理，在世界著名的City Bank，贷款37万，在最受欢迎的墨尔本东区的Doncaster，买到了一栋三睡房（加一书房）两厅的，带700平方米漂亮小院子的住房。

认识的当年的留学生中，贷款上百万的，现在也不再是极个别。

再一次言归正传，相比之下，我们买房子算是最晚的了，一是因为租住得相当舒服，不愿意改变现状，二来有上中学的孩子，考虑得比较多，加上也不如那些年轻一些的留学生们干劲十足，所以当我们买第一栋房子时，那些先行者，比如那个念历史的朋友，已经买下了第二栋房子，而且有好几个朋友开始自己动手盖新房，这时，大家房子的平均房价已是20万左右。

自己盖房子有不少好处：除了节省印花税外，我觉得最好的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设计。

在澳洲盖房子有几种不同方式，最简单的是买房地产公司的Package – 连地带设计好的住房。住房的设计可以在他们的样品房中挑选自己喜欢的，既节约钱又省事，也有所挑选；

最节约钱的做法，就是买一块地之后自己盖，屋主当建筑工头（Owner Builder），在不同阶段将建筑过程交给不同的建筑工人承包，工种分得很细，有专门挖土的，打地基的，木工，砌外墙砖的，抹墙的，砌地面的，管工，电工等等..其中一些活儿，屋主自己也可以干，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工人，据说，一般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但对自己盖房，我们一直是望而生畏，所以后来买地盖房子，纯属偶然，也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其中另一个当时连自己也不是很清晰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那个建筑师的“梦”？

但有一个很清楚的，让我们起了自己盖房念头的原因，也和自己的一个梦有关，一个不带引号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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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9.11……

七年前的凌晨，可能因为经常看阿森纳吧，已经成了夜猫子，因此在电视上目睹了9.11的全过程。当时的心理反应就是想吐，而“美国政府为什么那么愚蠢？” – 是后来几天，我们一直在问的问题。

据一位年岁较长的澳洲朋友说，9.11的震惊，让他想到了获悉肯尼迪遇刺消息后的那种感觉，对此，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因为模模糊糊还记得，听到那个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时，周围一些大孩子们好像很有些兴高采烈，也是到后来才明白，那些大孩子们口中的“古巴耶斯，杨基诺”的意思是“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9.11给我们带来的震惊，倒是与几年前听到戴安娜惨遇车祸时的感觉相似-不敢相信！不过那次消息传来是在一个下午…

9.11后来的一个星期中，估计还没有从噩梦中清醒的许多澳洲人可能都有“世界即将灭亡”的感觉？那时，我们在市中心附近有一个小小的电器店，几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星期都几乎没有人光顾的现象。说没人光顾也是不太准确的，应该说是没人买东西，没人想花钱，因为经常有人走进店里，站在那台正在播放新闻的大屏幕演示电视前，久久不能离开…

震惊是不假，但绝没有澳州本土们那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因为在9.11发生后第4天的一个星期六，在一次房地产拍卖中，我们胆子很大地买下了将近一英亩的一块地。

因为9.11的干扰，那次参加竞投（bid）的，其实就我们一家。

负责销售这块地产的，是墨尔本几大房地产公司之一的Barry Plant的代理 （agent）Paul，他一大早就给我们来电话，可能是担心没人参加拍卖吧，口气中充满了恳求和诱惑，说时机大好，劝我们一定要去…

其实，我们主意已定，因为一见到那块地（其实是一块山坡），就喜欢上了（我们懂风水的朋友后来对这块地也赞不绝口，说如果这地是在香港，绝对没有我们的份，早被那些有钱人抢走了）。

帮我们贷款的代理（agent）苏珊也已经向我们保证，贷款绝对没有问题，最后付清（settlement） 的时间定2个月就够了等等…所以即使Paul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一定会参加拍卖的，只不过为了不显得太急切，所以在接Paul的电话时，故意没有说准去还是不去…

当我们到了拍卖现场，就是那块我们看好的地的前面时，除了标志明显的几个买方和卖方的代理外（见到我们，他们似乎都松了口气），还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摞纸，在那块地里走来走去，Paul告诉我们，那是另一个买家，不过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他和卖方认识，也是埃及人…

那个埃及人明显是个“托”。

主持拍卖的依然是个子矮小，体格健壮的Barry Plant 本人（后来一看见他，就会想起那个曾经在阿森纳的邓恩，见上图）。

在Paul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拍到了这块地，价格比卖家原来定的底线还有低4，5万。难怪后来（因为贷款银行对地的估价）去见Barry Plant时，他说卖方，那个埃及Dr（不知是医生还是博士）的太太，后来找他算账，说是他和我们勾结，拍卖时压了价…

当然，那是在埃及Dr他们从9.11的震惊中清醒后的看法，拍卖时，他们可是很担心“天下大乱”之后那块地会砸在手中卖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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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估计留学生们对此都深有体会。我们在国内那个小家里，经常搬动家具，就是为了住得更舒服一些，因此到了国外，环境不同了，我们就经常搬家。

从旅馆搬出来后我的第一个“家”，是在位于墨大北边的那个最穷的Brunswick区，一栋在大马路边上的颇为潦倒的小平房，一起合租的房客，是几位可爱的马来西亚留学生。

三年中，因种种原因搬了六次“家”，在真正“安居”- 买到自己的第一个房子之前，最后租住的，是一个在新西兰做生意的台湾朋友家，房租很便宜，因为那朋友的房子内，整套家具都没有搬走，有帮着他看房子的意思，这栋漂亮的房子位于墨尔本富人区Kew。

我们的居住条件因搬家，一次比一次好，一次科学院派代表团来慰问留学生，带队的，正好是我们原来在化学所同组同事的爱人，因此他特意指出要到我们“家”探访，那位同事的爱人临走时说，看到我们能在国外安居乐业，很为我们高兴，还冒出了一句：可能邓小平居住的条件也不过如此…

频频搬家，让我在留学生中荣获“房管委”的美称，经常有留学生打电话问有没有便宜的好住处，后来大学的导师们也曾慕名而来。我的导师，现在墨大化学院的主席Dr.Giggino，就两次请我帮着系里的中国访问学者安排住处；而另一位我在澳洲科工联（CSIRO）的副导师DR.Mao，也亲自带着到他们那里访问的中国学者，找到我的住处，请求帮着解决那位女学者的住宿问题。

DR.Mao是台湾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热心好客，帮助过无数大陆来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一想起他就想起了李敖，或者一看见李敖就想起了他，总之，我们许多留学生都亲切地叫他”老Mao”。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当时我在墨大马路对过一栋小楼的楼上租住，房东住在楼下，是一对老年夫妇。给Dr.Mao 和那位访问学者开门的是房东老两口的女儿，一个少见的卷发披肩的美女，记得DR.Mao谈完正事，临走前，还很眼馋地说一句：那个房东的女儿可真漂亮！

DR.Mao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除了在学术界的杰出外，音乐书画摄影无不通晓，还因为对澳中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曾得到澳州总理的嘉奖。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他家听到我最喜欢的《黄河大合唱》时的感动，后来得知，这是他在招待华人朋友和留学生时的传统节目。他的摄影水平也达到相当的高度，曾出过一本包括许多精彩摄影的中国游记，我家中还藏有他赠送的一幅九寨沟的摄影。

也许是恰逢教师节吧，写到这里，想起了我的导师们，包括那些中学，大学的老师- 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导师。

就借机在这里跑一下题吧：谈到Dr.Mao，很自然会想起我们的一位老所长，被化学界称为“大杂家”的胡亚东先生，胡先生一直对我们很关心，在我们出国的过程中，对我们帮助很大。被称为“杂家”，是因为他不仅能歌善舞，也是原来北京花草协会的主席，还是不知道什么名堂的许多协会的主席。2000年回北京时，在中关村碰上他，70多岁，依然自行车骑得飞快，见到我们，一个急刹车，单脚撑地，单手扶把，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硕大的照相机，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第3代数码相机（还是第4代，记不太清了），拿去修理等等，当时想到我那个花了$500大洋，买了不久的小小数码相机，不禁对这么大个儿数码相机的专业程度感到很好奇…

谈到老所长，自然又勾起了对远离我们多年的钱人元先生的怀念，钱先生是我国高分子物理化学，高分子物理学和数学研究的奠基人，堪称一代宗师。我在墨大念学位时，一次他应Dr.Mao的邀请带团来访，热情的“老Mao”，特意将他安排在自己家中，以便盛情款待。过了两天，钱先生在CSIRO的一次讲演之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我是不是也可以搬到你们那里去住？”（当时已经有化学所的另一对同团来澳的老研究员夫妇住在我们“家”） 原因是那个虔诚而好客的“老Mao”，星期天一定要带他去教堂做礼拜。好在因为我对“住”的重视，那时租的房子在离大学和市中心很近的北墨尔本区，那个房子因装潢的古香古色而被其他留学人员称为“castle”，房间不少，还有独立的正式餐厅（被我们改成了睡房）和非正式餐厅，于是我们一家挤到最大的那间睡房，三位化学界前辈，占据了一间主睡房和那间餐厅…

（连载于：http://bbs.arsenal.com.cn/thread-16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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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估计所有留学生踏上异土之后，都会感觉到“衣食住行”中，“住”是个第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个最麻烦，最花时间，最花钱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很多留学生在没有出来之前，就会通过已经出来的朋友们帮着安排住处，或临时在当地的朋友家挤一挤。而我们当初出来时，就比较两眼一麻黑，学校给我们安排在哪里，我们就得先住到哪里。

我当时被安排到了墨大的“International House”- 大学所在的那条林荫大道上，一栋挺国际化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短期居住的建筑物。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花了200多大洋后，就溜了，仅凭一年几千澳元的奖学金，这个国际楼不是为当时我们那些留学生设置的。

经介绍，我搬到了附近的一个旅馆。这个旅馆也很国际化，有来自五湖四海（应该是五大洲四大洋）的留学生和游客，而且经常有人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我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星期，遇到了好几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相比之下，这旅馆还真便宜，记得一个星期才$89，还管早晚两餐，早餐是正儿八经的英国式早餐，可以随意点煎火腿，煎鸡蛋，或煎香肠，还有烤面包什么的，牛奶，黄油，果酱，果汁是不要钱的。晚餐也很正式，和餐馆差不多，有几种正餐可以选择。

当时对我们这些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学生来说，觉得已经相当共产主义了，只是那$89元一个星期，相对来说还是贵了点，因为在当时，一个房间一个月的房租，也不过如此（如果对住房要求不高的话），而比较节约的留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可能40大洋也就够了。

从物质上来讲，日常的“衣食住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上，体现在我们对“生活质量”的解释上。

“衣，食，住，行”中，我一直比较注重“住”，对于“衣”和“食”，以“舒服”为准。

不喜欢做饭，所以只要吃得舒服，就足够了，吃得太多，吃得太好，都会感到不舒服，餐馆去多了，也有吃腻的时候。比如时间长了，墨尔本那些有名的餐馆也几乎吃遍，绝大多数还是粤菜，换店不换味，有一个上海人和台湾人的夫妻店，生意做得不错，最初在唐人街开了一个《小平餐馆》，去吃了一次，也没有吃出什么四川味来，也许是我们没有敢点那些很辣的菜？这夫妻俩，后来又在我们附近开了一家《蒋家菜馆》，可能有经验了，这次进步很大，不仅店内装潢很有水准，菜谱上也有许多江浙的名菜，据说师傅是从浙江请来的。不过，我们花1/4的价钱，就能在旁边一家姓朱的上海师傅自己开的装潢简单的餐馆里，吃到同样质量的菜，除了江浙一带的菜，上海师傅烧的其他几大菜系的菜，味道都好像不错，而且相当便宜，$48，四人套餐，2个冷盘，2个荤菜，还有一个素菜（以前还有一个甜点，后来取消了，这么便宜，可能真的赚不了什么钱），米饭和茶都是免费的。通常四个人是绝对吃不了的，那一盆酸菜鱼，多半会剩下一大半，我最喜欢吃的丝瓜面筋和宫爆鸡丁（只有这一家能作出在国内吃到的味道）也会剩半盘，打包后，省了做另一顿饭菜的时间。不过不想做饭时，我们经常去的还是家门口的一个小餐馆，只是因为比较方便，或者在旁边的一个比萨店，买两个比萨饼和六个炸好的鸡翅膀，回家熬一锅糯米红豆稀饭，凉拌一盘黄瓜就可以了，也因为方便，还因为吃得舒服。

“衣”自然“舒服”更为重要，牛仔裤，高跟鞋，紧身衣什么的，从来都不会出现在我的衣橱中，对名牌也不在意，虽然现在买衣服，买鞋等，也看牌子，只是因为某些牌子的质量和款式比较适合自己而已。

我们那时在国内，“行”是没有什么选择的，所以尽量避免外出；

但虽然注重“住”，却也没有多少可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企图把单位分给我们的那套小小的单元房布置得更舒服一些。所以，同住在北京的我弟弟他们来访时，几乎每次一进门都会惊讶：“你们怎么又重新摆了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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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homas Cole (1801-1848), The Architect’s Dream, 1840, American.
Oil on canvas. 134.7 x 213.6 cm. Courtesy of The Toledo Museum of Art, Toledo.

我那个建筑师的梦，是在刚上中学不久就开始的。我们学校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附中，位于两个大学中间的一个湖边，一条小路，将湖面一分为二，一半属于天大，一半属于南大，而路的尽头，就是我们当时那个仅仅有一个年级两个班的，新成立的附中。湖和操场之间，有一排不高的铁丝网，湖边一排垂柳，在树干横在水中的一支柳树旁边，有几块大石头，那是我们几个贪玩的女生，最喜欢的去处。我们经常越过铁丝网，跑到湖边，用手绢，树枝等做成小网子等捞鱼摸虾，我们好像永远也玩不够，可能是因为那时湖里虽然有不少的鱼虾，但我们却从来没有捞到过什么吧。